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试析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

回鹘文《金光明经》译自汉文本。回鹘文译者对汉文偈颂也以回鹘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翻译。本文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与汉文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梵文偈颂、汉译偈颂和回鹘文偈颂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

佛偈是古印度诗歌推广到佛教领域而与佛理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经文体最基本的构成形式之一,它通过佛典的翻译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刺激本土诗歌演进发展的一种助力.本文从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着眼,对佛偈的性质、起源与应用,梵偈与汉译偈颂体制形式特点的异同,以及这一外来诗体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新发现的梵文贝叶写本《中论颂》与《佛护释》

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之中新发现了两部梵文贝叶残本——《中论颂》与《佛护释》,使目前《中论》相关梵本形态迟晚和谱系单一的困境得到了改观。公元2、3世纪龙树所作《中论颂》是中观派的立宗之本,对中国佛教曾产生巨大影响。新发现的《中论颂》梵本约存全本的四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学者所利用的单行偈颂梵本。佛护的《中论颂》注释以前仅存藏译,此次是其梵本的首次发现,约占整个篇幅的九分之一。跟据字体特征推断,这两部残本抄出于6世纪后半或7世纪前半的尼泊尔,是现存最古的中观写本。两部写本所保存的梵文偈颂,可以对前人刊本作出多处修正,还能体现出诸家注释之间偈颂文本不同传承的一些痕迹。这证实了早前一些学者关于《中论颂》有不同梵文传本的猜测。     

论《华阳颂》与《真诰》的关系

《华阳颂》的作者、《真诰》的编者均为茅山道士陶弘景。《华阳颂》内容依据的是《真诰》,二书均有道、佛成分共存的特点:《华阳颂》内容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其五言的形式来自佛经偈颂;而《真诰》的突出特点是在道经中杂入佛陀所言。《华阳颂》道、佛成分共存的特征与《真诰》有关。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指归宗教的英雄气息与自由精神--《西游记》的主题倾向及其佛教文化渊源辨析之一

主张“断尽烦恼,解脱成佛”的修行观念,是佛学的核心,是对古代小说创作(尤其是宗教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至深的一环。本文以佛教“修行”观念影响《西游记》主题倾向发端,从英雄、自由两大母题入手,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对《西游记>的佛教文化渊源进行研究,揭示《西游记》世俗思想与佛教“修行”观念之间的隐秘关联,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容性特征,以及以往学者对此问题产生误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周初《颂》教

颂源于祝嘏神辞,它并非只是以仪式意义存在,而是具有实在的语言意义,在典礼中担负着诰教王、贵族子弟之功能。《颂》所承载的思想与《尚书》几乎一致,两者共同规范着周人精神的主体方向。颂教在周初便发生了,其实现形式有典礼中的展演、语说和学校教育中的记诵、语说、"道古"。在周初《颂》便具有了"经"的性质。     

南朝文人的忏悔精神及其创作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悔过自新的人格修养非常重视。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忏悔思想开始盛行,并对南朝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隋朝相比,南朝的忏法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其中,萧子良所作《净住子净行法门》与梁武帝主持编写的《慈悲道场忏法》是南朝最为成熟的忏法著作。南朝文人因为文化与佛学造诣都很高,故而写作的忏文与后代忏文相比更具有文学价值,颇具个性化色彩。其代表人物为沈约、庾信等。     

诗化语言在散文创作中的审美作用

当代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的散文,创造了独特的语言形式,他把现代汉语同中国古典诗词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诗化语言形式。这种诗化语言在散文创作中具有对主题的开拓作用,对情节的推动作用,对哲理的深化作用,这种诗化的语言形式对当代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散文化的田园抒情诗——以《桥》为例浅析“废名风”小说的文体特征

废名是京派前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独创性地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理论应用到了小说写作领域,将散文化写作与乡村题材、诗化语言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化诗体小说文体,对京派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及促进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文体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废名的代表作《桥》为例,从非情节化的散文诗式结构、归隐与禅心的静寂意境、简洁幽深的诗化语言三个方面对废名诗体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修行本起经》数词探析

《修行本起经》中的数词分为三类:基数词、序数词和虚数词。据笔者统计,基数词在《修行本起经》的使用占数词总量的 63%,序数词占9%,虚数词占28%。《修行本起经》中基数词使用具有确指性的特点,序数词使用具有增强条理性的特点,虚数词 的使用具有模糊强化的特点。《修行本起经》中几个重要数词“一”“三”“四”“五”“七”蕴含着佛道思想的文化意义。     

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

冯至兼有诗才、史才和文才,这使得《伍子胥》既是小说,也是诗,更是哲学。《伍子胥》是冯至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诗化叙事是其典型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话语与视角设定、空间设置与意境营造等叙述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既体现了《伍子胥》诗化叙事的显在特征,也是解析其诗化叙事艺术效果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伍子胥》在冯至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独具一格,既不同于其早期的叙事诗,也不同于同期创作的《杜甫传》,这既表现在形式体制、创作目的等方面,更表现在话语形态和生命体验等层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诗化叙事潮流中,《伍子胥》在抒情笔调、历史书写、人文内涵等方面保持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