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观影响古代文论的方式探究——以汉魏六朝文论为例

在重视古今问题的中国古人那里,作为文化观念内容之一的古今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并进而影响其文论思想,这种影响可以在古今观影响文论的具体方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古今观一方面标识着时代的文化取向而为文学批评的进行设置了文化背景,同时它对文论的影响还在于古今观念下处理古今关系的思维习惯同样被贯彻到了文学古今问题的探讨上,故而实际上影响着文论思想。而古今观与文论在继承、发展问题上的关涉又必然导致前者对后者在具体内容层面上存在着影响。     

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与“傲岸泉石”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巨著,“龙学”作为一门久盛不衰的显学,近百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缺乏深入细致的文献考证和研究分析。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士人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中。“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183;序志》篇“赞曰”,作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认为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逍遥自得说,并分别与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相呼应,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傲岸泉石”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肯定了创作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     

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

陇首是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是“陇首”意象的形成和丰富期.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其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辨——兼说其论宋代何以仅“略举大较”

《文心雕龙》论文之所以不涉及当代 ,并非“避于恩怨”或“避忌” ,而是因为当代之文“讹”极而不称于“盛德” ,褒之 ,有违本心 ;贬之 ,有损“休明”。论宋而仅“略举大较” ,乃因如此既免陷于两难 ,又有以寄其矫“讹”之意。     

谈“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读刘勰《文心雕龙》有感

近日翻阅《文心雕龙》，颇有所感，特记下心得，以求高明指瑕。那么，刘勰何许人也？刘勰（465—520），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祖籍山东莒县，世居江苏镇江，早年丧父，立志苦读，投奔南京定林寺10余年，钻研佛经，遍读群书。深知曹丕、陆机的文学批评都是细碎片面的，不能总揽全貌，于是，他决心总结前人经验，评析文坛，作出自己的结论来，写出著名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

用现代观点诠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不同意认为《物色》篇位置排列“有误”的观点,认为目前的《物色》篇的位置暗含了社会与自然并列的思想。《物色》篇提出的“阴阳惨舒”说揭示了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和“物我交感”,也说明了自然景物是文学本原之一。本文认为“阴阳惨舒”说、“联类不穷”说和“情往似赠”说等三说,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绿色”文论的起点。     

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     

明中期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别支"——祝允明六朝论与六朝文风

在明中期前七子文复秦汉说风靡的背景下,祝允明从与经文的源流关系和经文文质对举、风格兼备的角度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提出"文之本体"的概念;其文统观对六朝论的阐述表现出对传统悬绝汉魏高古、指斥陈隋绮靡做法的反感,反之以平览十代和否定四家六家说的开放、多元精神,将备受质疑的六朝文纳入了复古的统绪之中;又以创作实践展示出对六朝文风的偏爱;在前七子派有限容纳六朝文、反"靡丽"说意义向度的对比下,其晚年对六朝文的极力推崇显得有别时流,并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原道>看刘勰的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为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乃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以及特征等,建构起科学而完整的文学观。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魏晋六朝“韵”的内涵建构与审美分野

探讨魏晋六朝“韵”内涵的不可通约性，揭示“韵”的审美分野现象，是基于对这一被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学理考量，旨在统一性之外探求差异性，以呈现“韵”的复杂面貌。文艺美学对“韵”多层涵义的参与性建构及选择性使用既存在意界融合，也存在审美分野，且后者要早于前者。经过考证，现存佐证“韵”字始于先秦及汉代的文献或不可信或存疑，至三国曹魏时期才出现对“韵”的释义，以之为“音和”。晋人品评人物舍声言韵，将“韵”指向抽象的人物气度，以不和谐的放旷怪诞为大韵；其后南朝画论与文论形成了“舍声”与“即声”论“韵”的审美分野。谢赫《古画品录》所论之“韵”不是指形式的和谐美而是指形象的生动传神之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汉代元气说而是魏晋玄学的形神之辨，它契合的是中国美学传神写意的理论体系。刘勰《文心雕龙》中“韵”字有33处，基本没有脱离声韵范围，其哲学基础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刘勰固守“韵”的本义，呼应了当时重视探讨声韵的学术风尚，他忽视“韵”之新义，由此形成了他在韵论上的历史局限性。文论对“韵”之形上性的探讨至宋代才有突破，随着余意之韵在文论中的出现，“韵”在文论与艺论中才走向意界融合。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汉语大字典》“辵”部字书证指瑕

《汉语大字典》“辵”部字书证可商榷者九条，其内容涉及书证与词义不符、相同书证分置不同义项等方面。笔者对其一一加以举证考辨，以期对汉语词汇研究、辞书学研究和《汉语大字典》的修订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略论刘勰对“虚诞”文学的批评观

刘勰在《诸子》篇中表明了他对于"虚诞"类文学的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不合于规矩的,对《庄子》文学特色有意识地进行回避,对《离骚》和《史记》中的"虚诞"内容也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故事"爱奇反经",是一种过失。他在品评这类文学作品时带有非常明显的宗经意识,这表明了他对"虚诞"类文学作品价值认识的局限性。     

《文心雕龙·原道》探原——“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

《文心雕龙·原道》篇与道家有莫大关系,其篇目体例(篇名、篇次与专章形式)源自《老子·道篇》《黄帝四经·道原》《文子·道原》及《淮南子·原道》等道家文献构成的目录传统。其“原道”思维及以“圣”为“原道”主体的做法也主要是取法道家。刘勰在继承这一传统时,又有三点突破：一是“道”的突破,建立了一种涵盖百家同时兼容“文章”的“道”之观念;二是“文”的突破,将“文”推原于“道”,赋予“文”与“道”同等的作用与地位;三是“圣”的突破,建构了一个自伏羲到孔子的传承有序的“圣王”序列。     

《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