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传播和融合的“经”与“纬”——以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英国和北美地区的传播与接受为例

文化作品翻译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桥梁。文化译本的质量与数量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英国的引介远远早于美国,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以后对两部史诗的译介和传播超越了英国。对译本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原作的再创作、再改编是他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路径。他族文化被传入民族生活是他族文化被接受的体现。目前这两部史诗已经进入英国、北美地区一些高校文学课堂,而且进入历史、宗教、艺术、社会、伦理等研究领域。以《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为基础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在英国和北美地区也不断推出、公演并受到广泛好评。以史料为基础,梳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英国和北美地区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情况,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具有借鉴价值。     

李朝军谭小说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战争文学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往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往往成为文学的重要源头。如,被称为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是以著名的特洛亚战争为题材的,西方中世纪的《罗兰之歌》、《伊戈尔远征记》之类英雄史诗也大都是战争文学;印度古代两大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虽不是单纯的战争故事;中国古代虽没有出现规模宏大的战争史诗或英雄史诗,但中国先秦的经史子集中仍然可以发现许多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     

浅谈《江格尔》的人物形象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同兄弟民族和其它国家的史诗一样,是人类民间文学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它代表了蒙古族史诗的最高成就,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它同《格斯尔》一起,与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史诗相存并列,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     

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

本文将史诗的表现特征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认识，指出史诗将史学性与文学性融合为一体，站在历史的环境及原点上，透视人性的复杂状态，揭示由于人性矛盾客观的存在而导致历史战争的社会现实。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史诗的表现特征上、叙事结构上以及全面地对人性加以诠释方面，具有独特审美表现的魅力。     

《格萨尔》在学科建设中的世界意义

世界著称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与我国藏民族的史诗《格萨尔》从史诗的行数、内容的恢宏和题材的广泛方面相比,它们都比不过史诗《格萨尔》,这已被确凿的资料所证明。因此,我们说史诗《格萨尔》是世界史诗之最。经多年的整理研究发现,史诗《格萨尔》不仅歌颂、赞美了英雄格萨尔及其业绩,而且,蕴含着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学科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又可说史诗在史前人类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史诗《格萨尔》不仅是我国藏民族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世界的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同其他民族的史诗一样,是人类文学宝库中绚丽夺目的明珠。尤其,《江格尔》代表了蒙古族史诗的最高成就,它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之一。它同《格斯尔》一起,与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克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史诗相媲美,闻名于世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不断前进,生活不断变化。然而,历史的面貌,过去时代的风土人情却被保留在文学作品中。《江格尔》再现了蒙古族人民在民族意识萌生期的宗     

明清女性保贞术母题及其印度文化溯源

古代女性保贞术母题往往借助于神物功能,可溯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其文化意蕴有三:(1)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处女身份,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有意义,“大团圆”结局离不开这一前提。(2)母题体现了对付男性性骚扰方式的巧妙和无副作用,符合女性身份、处境和条件,神奇法术或神物遏制了男性不合理的情欲。(3)母题具有的幽默感和轻喜剧意味,通过反讽艺术得以实现。母题成为保持、提高女性人物价值、强调其贞节身份的关键,这是伦理文化赋予通俗小说审美表现的需要。     

罗摩和阿喀琉斯——不同伦理意识初探

古代的史诗,无论是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还是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都是世界上古民族历史的诗体纪录,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艰苦斗争历程,像百科全书一样涉及到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结合古代史诗的实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拙文不拟对希腊和印度的史诗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进行全面研究,仅就罗摩和阿     

从希腊史诗看华夏民族史诗

一世界的文明古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訶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等。而古代中国却找不到这样规模宏大的民族史诗。(按:本文所用的“中国史诗”概念,均指汉民族史诗)华夏民族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最早说中国没有史诗的是黑格尔:“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70页)朱光潜先     

《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英雄史诗《华抱山》礼赞

无锡流传400年的《华抱山》,是“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叙唱华龙根、华抱山、华龙龙三代英雄史迹。它具备史诗特征：抗击封建王朝、官府和地主势力,前赴后继,悲壮激烈;英雄形象具有神话色彩;史诗传承之庄严性,吸引众多学者探讨《华抱山》之史诗特征与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华抱山全集》出版有两大功臣：传唱者华祖荣、搜集整理者朱海荣。     

《诗经》是中国的史诗

世界上,象我们这样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不能说没有我们民族代表的史诗,虽然没有长篇巨著,但短篇的史诗还是有的。在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最足以代表的就是《诗经》,尤其是《诗》中的《雅》和《颂》。一个民族代表的史诗,不应以篇幅的长短来衡量,而是要以内容的价值为尺度。《诗经》的文字篇幅虽然简短,但正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特殊类型、特殊的风格与体例。这是不能和希腊、印度及东西其他民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相比的。《诗经》之所以能作为我们民族的“史诗”;是因为它夹杂的荒唐神话比重小,也就是说其他民族的史诗,是以神话为主体,事实次之,而中国民族的史诗则以事实为主体,神话次之,这就是独具风格,与众不同。因为它能真正反映我们国家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最早情况。在《诗》的《雅、颂》中:极大部份材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是了解我们的民族在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最早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典籍宝库,是具有崇高的历史价值,无愧为我们民族的“史诗”。     

神性之纬上的人性视角——《沙恭达罗》剧作与插话之人物形象比较简

迦梨陀娑剧作《沙恭达罗》源自《摩诃婆罗多》里的一则插话,两者在题材内容上很接近。然而剧作在神性之纬上凸显了人性视角,创造出了迥异的主人公形象。就人物身份而言,插话凸显主人公的神性血统,剧作则赋予其凡人特性;就人物性格而言,插话里主人公表现出史诗中英雄人物的英气,同时杂有些许世故和狡黠,剧作则力图以人性视角重构主人公柔性的一面,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就审美品格而言,插话赋予主人公原始神性之美,剧作则赋予其灵肉双美的审美特点。     

神话与历史的交汇——《格萨尔》与《伊利昂纪》之比较及其他

在公元前12世纪的西方爱琴海地区,曾经流传着奥林匹斯多神教神话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越过漫漫的2200年,在公元10世纪之际,一部以佛教为主的多神教神话史诗、东方的“伊利昂纪”——《格萨尔》,在中国的藏族地区出现了。我国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由于与佛教的故乡印度毗邻而居,因而在思想文化上与佛教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都交织着佛国神话故事。例如傣族英雄史诗《兰戛西贺》,无论人物或情节,都     

“灵光”下的圣王理想：神话中的伊朗古典治世思想研究

从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的文本出发,通过对神话、传说部分的具体情节和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究其中所蕴含的伊朗古典治世思想——对圣王治世的追求,并结合“灵光”这一经典概念,进一步考察圣王理想在史诗历史部分的表现,可以看出,在大诗人菲尔多西笔下,灵光下的圣王理想,在事实上回归了自《阿维斯塔》以降它在神话中的最初意味,亦即回归了它的民间性。得灵光,即得民心,得民心者,方得天下。     

试论印度古代文化中“阴性原则”的演变——从两大史诗到《摩奴法典》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种文化象古代印度文化那样,充满了对女性的尊崇和蔑视,在文学、戏剧、绘画、舞蹈以及古老的吠陀诗、宗教经典、《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乃至以法的形式出现的《摩奴法典》中对女性的态度,     

战争、美女、道义、神话--格萨尔王与荷马史诗管锥之比

本文在论证了古希腊荷马史诗和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具有从氏族向奴隶社会转变的历史同步性基础上 ,从战争与美女、道义、神话三个方面主要围绕《伊利亚特》和《霍岭大战》进行比较。侧重对不同之处的考察和论证。在第一个方面的论证中指出身为皇后的美女成为战争的掠夺对象 ,是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部落之间战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然而两个皇后的人格地位有所差异。第二方面论证了二者在战争问题上不同的道义观 ,指出《伊利亚特》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而《霍岭大战》中格萨尔总是作为正义的一方 ,是争取民族统一和富强的战神。第三个方面论述在神话的外衣下 ,宗教的表现形式。指出神话是宗教的胞兄 ,神话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对神的想往转为敬畏、信仰和崇拜 ,神话便步入宗教。由此论证《伊利亚特》的宗教处在一种较原始的形态 ,而《霍岭大战》的宗教形态比较成熟。根据二者的不同特点 ,结合两部史诗各自产生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 ,得出结论 :荷马史诗所表现的人类童年正常发展的儿童 ,格萨尔史诗则表现的早熟的儿童 ,后者的认识水平已完全超出氏族或奴隶社会社会的观念 ,而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特点     

彝族神话史诗《支格阿龙》的宗教文化解读

从彝族神话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所蕴含的原始自然宗教信仰及其相关宗教仪式与现今彝族宗教的对照解读中可以发现彝族古今宗教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关系,由此可见神话史诗《支格阿龙》是彝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而且,由于英雄支格阿龙已经成了彝族宗教的主神,神话史诗《支格阿龙》已经成为彝族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因而《支格阿龙》的世代传颂对彝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楼梦》助词“的”相关问题研究

以《红楼梦》中助词“的”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两个方面对《红楼梦》中助词“的”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一是从时态、语气和结构三个层面考察了感叹句末助词“的”的功能,并且总结出辨析同形结构“x＋的”的格式中“的”性质的判定方法,考察了句末助词“的”的功能与其所处句类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二是对助词“的’’分别在“人称代词＋的＋称呼语”、“动词＋人称代词＋的十中心语”、“动词＋人称代词＋（的）＋中心语”这三类近似语法格式中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描写和解释。     

史诗中的王者神话——《尼伯龙人之歌》与“七年战争”的英雄叙事

“七年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恰逢此时《尼伯龙人之歌》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复仇主题带入18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尼伯龙人之歌》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