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国际中文教材：中国形象“他塑”传播态势新现实路径

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国家形象不利的舆论甚嚣尘上,“他者”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越来越缺乏客观性,甚至充满阴谋论。我们必须主动掌握话语权,扭转当前“他塑”的不利局面。但在此之前要先全面了解“他者”塑造了什么样的中国,又是怎么塑造的,主动了解“他者”在想什么,如此才会形成有效“对话交流”的良性互动,而非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中文国际传播是面向中文学习者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路径。目前,虽然国际通用的中文教材大多由中国编写,但也仍有研究价值可观的中文教材由他国自己编写使用。本文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对中国形象塑造及传播的现状,提出中国形象“自塑”主动国际传播策略和扭转当前的“他塑”不利局面的方案路径。     

《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

甘地虽举世知名,其形象却复杂多面,《甘地自传》因而成为探究甘地自我形象的极佳文本。甘地写作自传的缘起和其对自传体裁的选用,都体现出他对自我形象塑造的自觉性。甘地在自传中借不同的人生之“耻”突出了其“世俗之我”的形象,及由此向“圣人之我”形象转变的自传书写策略。此外,这一转变亦具有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意义。     

民族之根的追寻与形塑——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强大根系,他不但在戏剧形式上借鉴传统曲艺,将采茶戏、莲花落、道情、数来宝、快板（书）、木偶戏、皮影戏、相声、京剧、地方戏等中国元素,创造性地糅入自己的戏剧创作,实现了中国传统曲艺/戏曲的现代转型,而且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呈现在舞台上。民族之“根”成就了台湾剧作家姚一苇,而姚一苇对中国民族之根的形塑,则让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和民族精神在舞台上鲜活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对姚一苇有着吸引力,与他的生命体验及创作的使命感有关。     

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

延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重重阻挠,深入中国革命根据地,通过“他者”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客观中立的立场,向世界成功塑造了艰苦奋斗、爱国抗战、军民和谐、民主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究其原因,既有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矛盾评价刺激了斯诺的好奇之心,又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积极宣传为斯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便利条件,还有斯诺受新闻职业精神的驱使,希望能够探索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外交往,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启迪。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后殖民视角下的《红楼梦》习语翻译

文章以后殖民理论为框架,对比分析了《红楼梦》两个译本（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译本）中富含文化信息习语的翻译,探讨了两位译者所采取的不同视角：出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杨译文本采用了“解殖民化”视角;为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观,霍译文本采取了“殖民者”视角。     

“反常的忠实”:邦斯尔《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邦斯尔完成的《红楼梦》120回英文未刊本,是《红楼梦》英译史上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译者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肯定《红楼梦》的伟大艺术价值,在翻译中恪守“完整翻译”这一原则,力图尽可能完整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体现了“反常的忠实”这一翻译策略。不过,其“一字一译”的翻译方法,也影响译作的可读性。结合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对该译本作出客观评价,有利于正确认识该译本的成绩与不足。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形而上质再现与“道”

对易象、意象的产生进行追踪溯源和历时梳理,探讨中华传统文化“道”之理念和罗曼·英伽登文学作品形而上质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与深刻内涵。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在形上之思方面的共性研究、古人思想与现代观念的对比分析、古典思想当代价值的挖掘探究有利于促进古今互释与中西互渐。文章诠释了何为文学作品的形而上质与再现之道,探讨了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入“道”,如何取道有方,如何以悟性慧心领悟作者的神韵情思、幽趣情怀,解读与再现作品的大道玄理,如何彰显译本文以载道、传播原作的精神价值和体现译作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三个面向的诗歌翻译——以德理文、朱迪特和程抱一法译《春江花月夜》为例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观整合性研究,翻译生态环境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唐诗的翻译在对外翻译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问世的译本风格各异,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面向的翻译。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考察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的成长、译本的风格及译作的社会效应,得出译本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应当得到包容和肯定的;其存在不但具有文学价值,也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论译者林徽因及译本《夜莺与玫瑰》

近有学者称林徽因是翻译家并开始研究其译作,然林氏只在19岁时译过单篇童话《夜莺与玫瑰》,此后不再涉足文学翻译领域,也没有发表过有影响力的译作,是故更宜称其为“译者”。通过对比论证,文章认为某出版社出版的童话集《夜莺与玫瑰》并非译自林徽因之手,其收录的单篇童话《夜莺与玫瑰》译本也非出自林徽因之手。后续诸多聚焦于“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的作品都可能出现问题,长远来看危害极大,应加以清理。许多与“林徽因唯一文学译作”《夜莺与玫瑰》有关的研究也并非基于林徽因译本,学界应多加辨认,纠正此种乱象。     

张爱玲译《海上花》的阐释翻译解读

作家兼译者身份的“传奇式女子”张爱玲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掀起过一波又一波“张热”.本文选取其译者身份,以其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阐释翻译角度对这一翻译过程进行解读,以期了解其国语译注本与英语译本在翻译过程中的异与同,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做些微贡献.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作家译群研究——论林纾获奖译作中被误读和消解的基督教

1915年至1918年,翻译家林纾有26种译作获当时教育部奖励。这批译作里,林纾与其合作译者对基督教相关内容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策略:一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二是有意误读,改造了基督教内容,或者刻意进行淡化。论文以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相关翻译理论对译本进行分析,从译者、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原著与译文的例证比照,揭示了译者对基督教内容采用不同处理方式的缘由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①      

百年中国英译小说国家形象海外传播困境及提升路径研究

百年中国英译小说向海外传播了多维的中国形象,但传播过程中“自塑”与“他塑”的中国形象因传播概念偏差、传播向度单一、传播内容与传播成效偏离形成错位或反差,给国家形象海外建构和传播带来困境,造成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国内佳、国外不佳”现状。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要突破困境,改变中国形象海外传播现状,以及国家形象输出策略、内容和目的不协调窘境,一是要匡正传播理念,纠正“宣传”“灌输”观念为“传播”观念;二是要统筹协调双方意识,考虑双方审美意识和价值意识等因素;三是要赢得传播空间与时间,以空间换取时间;四是要倚重“他塑”成就“自塑”,树立“话语中国”中国自塑之话语自信。同时,在提升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路径时,明确中国形象海外塑造和传播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的译者行为研究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是中国诗词史上第一次以“昆仑”为题并将其作为吟咏对象的作品。该诗气势磅礴、立意高远,可谓是中国诗词中豪放之典范,表达了毛泽东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宏伟抱负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追求,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超凡的思想高度和卓越的政治价值。国内外多名译者翻译过《念奴娇·昆仑》,但由于身份不同、专业素养和翻译思想以及读者意识方面的差异,译者行为存在差别。本文以三个译本为例对《念奴娇·昆仑》进行译者行为研究,通过分析五位译者的翻译外社会行为和翻译内语言行为,探索翻译内外联系和不同译本特点。研究发现,五位译者的翻译内行为与翻译外因素息息相关,其译本各有千秋,不同程度地传达了毛泽东诗词的意旨、风格和诗人形象,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活着》异质文化在英译本中的“深度”还原

余华小说《活着》在海外颇受推崇,译者白睿文也因此受到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深度翻译重视通过建构源语文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源语文化,因此在深度翻译观照下,从文本外语境(包括译本的脚注、前言及后序)和文本内语境两个层面出发,可以探讨译者对更深文化层面的异质因素还原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有关译者对于《活着》原著中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翻译技巧的独到之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章将《活着》源语中的文化按照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态文化层进行层层剖析,展示汉译英中文化翻译的异质性。进而分析译者白睿文对待我国异质文化的态度及翻译手段。最后,从语境搭建偏误角度讨论译者文化还原偏差并分析未能在小说译本中还原的文化因素,以期对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有所借鉴。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     

《群玉山头》中英译杜甫诗的文化误读及其应对措施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受到国外译者的青睐。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体现了两种文化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本文以《唐诗三百首》的重要英译本《群玉山头》中杜甫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译者在动植物、乐器、地理等物质文化和伦理、历史典故等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的文化产生的误读现象。这体现了在译者的主体选择下中国文化失去话语权、处于边缘地位，进而阻碍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本文认为，为消除该文化流失与误读，一方面，国内译者应增强文化使命感，向外输出准确的文化作品译本；另一方面，面对海外译者的译本，我国应增强版权意识、坚守文化底线，严格审核海外译本。     

“翻译说服论”视角下中华典籍外译与传播策略研究——以明清小品文英译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掀起了一股典籍外译的热潮,尤以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为代表。然而,时至今日,很多学者意识到并指出,这些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效果欠佳,实则沦为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对象。本研究以明清小品文英译本为例,基于译本在海外主要图书馆的馆藏量,学界对译本的关注和评论,以及译本在网上书店的销量等数据,展开细致的分析与探讨。结合翻译说服论的相关启示,从译者、受众、译本、译境等方面探讨林语堂译本相对成功的原因,进而总结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翻译和传播策略,为促进中华典籍外译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