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价值认知、环境规制对蕉农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基于多变量Probit模型的证据

推动农户采纳农业绿色防控技术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深入剖析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更好地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本文利用海南省456户香蕉种植户调研数据,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探讨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可以显著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且两者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其中,价值认知和引导型环境规制、约束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绿色防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价值认知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对不同代际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户的绿色防控行为主要受生态价值认知、社会价值认知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而老一代农户的绿色防控行为主要受价值认知和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农户绿色防控行为的影响路径,对缓解农业病虫害频繁发生、践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研究

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动力支撑,农户的有效参与是推行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和浙江、河南26个行政村的592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分别考察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行为意愿、文化认同在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共同作用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进而转化为行为响应,其中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的特定中介效应;农户的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在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但存在一定的遮蔽效应;主观规范对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的正向作用最强,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有负向作用。为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农村绿色发展,应在强化政策实施形成示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提升宣传效应,引导农村集体成员在多元社会情境中重获安全感和归属感,改善农户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行为条件,降低行为能力的约束性。     

农户农药认知与农药施用行为调查研究

以苹果种植户为案例,从农药认知和施药行为两个维度,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及源自甘肃、陕西、山东、河南4省1 086位苹果种植户数据,考察、分析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及状况。结果表明：苹果种植户农药认知与农药选择、农药施用及废弃物处置之间存在偏差。针对苹果种植户在农药认知、农药施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围绕促进中国苹果产业升级、要素市场规制、农产品市场环境优化,建议政府应该切实注重发挥优质优价的导向效应,强化果农合作组织的服务功能,引导苹果种植户合理施用农药。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丹江口库区农户有机肥施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生产中有机肥的施用可以减轻农村面源污染对水体的影响,从而改善水库水质。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水库水质的有效控制和改善是该工程成功的前提。从库区6县（市）223户农民的调查数据观察,并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饲养猪或牛的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发生概率相对较高,农户农业收入比越高则有机肥施用行为发生概率越低;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户家庭自给自足的有机肥供给和需求模式被打破,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减少是农户有机肥供需模式向市场化过渡时期的阶段性结果。     

农户多维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基于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农户多维认知视角对农户认知因素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机制进行综合性验证,选取7个省份14个县市区1 396份农户样本,构建农户多维认知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探究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农户多维认知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显著。政策认知通过风险认知的完全中介效应影响退出意愿;功能认知通过风险认知的遮掩效应影响退出意愿;情感认知通过风险认知的部分中介效应以及直接效应影响退出意愿。据此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丰富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机制研究,以期完善政策制度,优化研究视角。     

环境规制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企业行为中介效应的分析

环境规制促使企业以新的、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带动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一过程中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的变化有助于科学地处置环境规制问题。根据2012-2017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的样本,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高于非重污染企业;针对地区环境建设的“服务型”规制与针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型”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研究证实,企业行为在环境规制与资本成本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虽然外部的、来自于政府的“服务型”规制分担了企业的环境压力,降低了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但提升了资本成本的“约束型”规制切实有助于企业增加资本性支出以向清洁生产转型;同时,加强法规与技术标准对重污染企业的约束,可以减少规制俘获行为。因此政府应将不同类型的规制手段组合,在加强“约束型”规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升级的同时,通过“服务型”规制给重污染企业缓冲,以增强规制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

推动黄河中上游流域农户层面的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是实现生态保育的有效微观路径。基于农户调研数据,以多年生经济作物为例,采用逐步回归法和Sobel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机理及信息渠道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1）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收入水平、经营规模及社会参与显著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而干部身份和村庄大姓不显著。（2）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农户更便于通过政府部门或农资店获取更为保真的异质性信息,从而使得信息渠道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3）不同区域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黄河中游地区信息渠道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农业技术推广应重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注重政府部门或农资店信息渠道的功能建设,以期全面提升农户层面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水平。     

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2003年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围绕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环境认知水平与环境行为参与水平较低,呈现出“知行皆不易”的特征。环境保护知识假设、环境问题严重性假设得以验证,而环境风险认知假设仅得到部分验证。具体而言,环境保护知识更丰富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日常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科技环境风险认知对私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城市居民,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但全国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小于当地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相应影响,且当地环境衰退严重性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进而提出多元社会主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行的环境宣传、环境教育与环境保护体验等活动,以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促发更多的环境行为。     

农户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

采用对全国农户创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多元调节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口统计特征是影响农户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程度弱于创业者特质,新特质论在农户创业的机会识别行为中得到验证;创业环境正在成为影响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对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先前经验的调节效应强于对创业者心理特质的调节效应。     

信息不对称、公众行为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公众行为考察

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重要影响,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逆向选择”。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从公众消费和公众投资两个方面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环境行为,人口过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新人和环境规制有效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弱质性,我国环境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应有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公众基础。     

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两个维度测度了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以及金融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其金融素养指数均值为0. 35,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具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信贷行为、理财行为及保险行为;信贷行为、理财行为与保险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8. 35%、18. 58%和26. 17%。据此,提出了开展农民金融素养教育、优化农民金融行为决策、保障农民合法金融权益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风险认知对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阜阳市195份问卷调查

现代化农业的实现亟待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农业保险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基于安徽省阜阳市195个农户的问卷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法将风险认知归纳为市场风险认知与自然风险认知。然后,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风险认知对农户参保农险行为和其他避险措施的影响,探究其他避险措施通过风险认知对参保农险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风险认知能够正向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其他避险措施的采纳,并且多样化经营会通过风险认知对参保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最后,提出注重农户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认知的共存性、保障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重视农业保险与其他避险措施的协调性三点对策建议。     

新媒体使用、生态认知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新疆1027户棉农的调查数据

基于新疆1027户棉农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新媒体使用、生态认知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媒体使用、生态认知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新媒体使用的作用更大；生态认知在新媒体使用影响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农业社会化服务、当地政府提供讲座与培训等均对农户的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政府规制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区域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

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周至猕猴桃”和“眉县猕猴桃”种植户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基于质量安全的政府规制研究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规制显著影响农户农资投入行为,降低农户农资成本,有利于农户接受和执行政府规制政策;（2）政府规制促进了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接受政府规制的农户对综合防治技术和果园生草技术采用概率更高,有利于农产品品质的持续提高和改善;（3）政府规制对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无显著影响,接受政府规制的农户也没有显著降低膨大剂类生物激素的使用概率,该类激素的使用对猕猴桃质量安全造成负面影响;（4）户主文化程度、户主种植年限、家庭劳动力数、家庭负担系数和猕猴桃种植面积对农户接受政府规制有负向影响,但耕地面积对农户接受政府规制有正向影响。     

农户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873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KAP理论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家庭生计资本、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与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三者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作用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具有主导作用,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意愿具有主导作用.基于此,从强化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认知和提高家庭生计资本两方面提出合理引导规范农户人居环境整治付费行为的对策建议,为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