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浅论——汉赋源流试探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两汉卓然以赋著称。先秦时期,赋尚为蕞尔小邦,然而,至西汉宣、成之世,居然横轹“诗”、“骚”,蔚成大国。其间,言情之赋被体物之赋所取代,骚体赋衍变为大赋,变嬗代兴,前后迥异。况且,在此三、四百年间,文人诗歌,竟一度萎缩以至于消歇,原因何在?汉赋的兴盛及其衍变,偶然,必然?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

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兴盛阶段,从东汉末期开始由体物逐渐趋于抒情。魏晋之后,由于诗歌的再度勃兴,赋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从诗歌中吸取养料,将诗的意境刻划融入赋的创作之中。大大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使赋向形象、精致、含蓄、深邃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对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

<正> 东汉后期,汉大赋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消失,抒情小赋随之发展起来。张衡是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交替的人物,赵壹、蔡邕、祢衡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抒情小赋作家。但此时赋坛甚为寂寞。魏晋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赋风发生急剧变化,赋声大作,作者辈出,作品繁多,其声势已超过汉大赋鼎盛的武、宣时期。这是我国赋史上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在短短的2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魏作家40多人,赋作250多篇;晋作家110多人,赋作700多篇。但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赋又步入衰微。统观魏晋南北朝赋,与汉大赋相较,有如下明显特点: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束皙的赋风及其成因

魏晋赋坛上,束皙的赋作既不同于体物大赋,又别于一般的抒情小赋,表现出篇幅短小、浅显质朴、不事绮丽的风格特征.而这一赋风的形成,不仅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也与其个人际遇及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从咏鸟赋看汉赋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是漫长的,这种自觉意识在西汉已经出现。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则西汉咏鸟赋反映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东汉咏鸟赋体现了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而建安咏鸟赋说明文学自觉性的真正成熟。所以魏晋文学自觉的形成,是经过汉代作家几百年的努力才达到的。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东汉时期湖南人口增长原因论略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在东汉总人口数比西汉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湖南四郡的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总户数由西汉时占全国总户数的1%上升到了6.7%;总人口由西汉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上升到了5.7%.其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迁入;湖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北方而言未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由赋税的相对优惠到"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政策.等等.     

两汉画像石题材内容综述

汉画像石是汉代在墓室、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是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石刻艺术。[1]它产生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以后达到鼎盛,东汉末年逐渐衰落。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起步很早,近些年来汉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在此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的搜集和整理①,对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内容不分地域的作一概括的梳理。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