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用变迁与商周因革

"言"字在商周文献中出现较多,其在甲骨文中首先表示一种祭典,与"音"同义,又与"舌"告"等字关系密切.后来逐渐分化出"言说"之义,主要指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活动.交流的双方身份不对等,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交流的空间也具有封闭性.比较而言,商代言用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并延伸出政治功能,这奠定了先秦言用以上言下的基本内在逻辑和特点;周人言用在继承商人言用基础上有明显的革新,具体表现在言用场合的拓展和言用主体的迁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是商周因革背后的言用制度和言用意识.     

竺法护译经疑难字词例释

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的译师,其译经可以说是西晋语言的大型数据库,借助《大正新修大藏经》校勘记异文材料,我们考辨了竺法护译经中部分疑难字词,以期对汉语史研究有所助益。     

论庄子的语言哲学观

庄子以语言实践的方式对"道不可言"、"道不可不言"的人类思想困境的思考,也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关注的问题,而庄子又以"诗性言说"的方式超越了这一语言困境,达到了"即言即道'的理想的自由境界,这是对中国诗性的文化传统的回归.     

文内连贯对中医典籍英译的意义——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

中医理论体系所具有的民族性、完整性以及中医典籍言简意丰的语言风格使其英译之路困难重重。而中医所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日益提升的国际认可度见证了大量中医典籍英译本的问世。本文以目的论的"文内连贯"为审视视角,以语篇的衔接性和语言形式的可接受度为切入点,对《黄帝内经.素问》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照分析,旨在探讨"文内连贯"对中医典籍英译的指导和规范意义。     

论英汉翻译中的译性和同一性双语表述

在英汉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语言表达法的不同。可译性总是相对的。可译性限度是绝对的。英汉语言修辞性词语的选择、词语的语义色彩、情态与语气是造成英汉翻译可译性限度的几个主要方面。认识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尊重双语表述的同一性原则和探索两种语言在深层意义上的对等．摆脱语言表层的约束，将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是提高英汉翻译质量的途径之一。     

叙事语言中的隐喻

隐喻是艺术理论中一个原点性问题,是一个不断被思考与解答的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话题。隐喻研究是人类反观自身、反思自我的一种必然行为。本文以"叙事语言中的隐喻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的局限、叙事隐喻的超越,探讨隐喻在文学叙事领域存在的原因,并借助索绪尔语言学对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发掘叙事隐喻中"无法言说之言说"意义的生成。     

试论"卮言"在《庄子》中的运用

<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其中"卮言"即铺陈曼衍,即兴式地言论,是"三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卮言",我们不能只作为一种语言风格来欣赏,而应该从其在<庄子>一书中的运用来分析它的意义."卮言"是诗性时代思维方式的反映,"卮言"的不为言而言,不为文而文的艺术构成及其运用,体现了<庄子>的语言理想."卮言"的意义,在于它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与"寓言"的文学性意义、"重言"的历史性意义不同,它更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很+N”与“很+有+N”句法结构和功能之比较

"很+N"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被语言社团使用和认可.这一结构虽然不符合现行的语法规范,但是具有很强的能产性,能够凸显名词潜在的性状特征,形成一种言约意丰的表达方式.与"很+N"结构相比,"很+有+N"则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语言事实,被语言社团广泛使用和认可.这两个结构无论在特征、表意还是功能上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从句法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对这两个结构进行比较分析,阐释它们的异同.     

诗意的言说——人的本真的存在与审美之境界

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诗意的言说是人生在世的本真的呈现.海德格尔阐释人"诗意地栖居",也就是人类过久地离开其本真的存在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生命家园,世界获得了真实的意义,真理因之而敞开,美与艺术复归于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诗意的言说是在倾听中的言说,它超越于语言表达的工具性,在无限动听中言说无限,是诗之艺术的存在和发生方式.     

论唐代初期的佛经翻译

唐代是佛典汉译成就最为辉煌的时代,其翻译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也可以说有三次高潮。以著名译师为代表的话,波颇、玄奘为第一个时期,实叉难陀、义净、菩提流志为第二个时期,不空、般若等为第三个时期。 本文所要研究的属于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唐代佛经翻译的第一次高潮,以波颇和玄奘为主,兼及那提和阿地瞿多等人的翻译活动。 一、初唐译经对隋代的继承 唐代佛教和隋代佛教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宏观上可视为一个整体。唐代佛教在隋代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