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北京日记抄》的生成及空间幻想

文章通过解读《北京日记抄》的文本本身以及与该文本相关的序、书信、印象记等类文本，分析《北京日记抄》的文本生成过程及北京这座城市给芥川带来的空间幻想。分析文本生成过程的能够从中理解文本的内涵及延伸，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近代北京在芥川龙之介生涯中的重要性。这对了解近代中国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芥川的近代中国观具有很大的意义。      

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与城市社会近代化——以北京为例

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是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千年古都北京而言,传统的城市建设和空间秩序反映了国家政治制度和结构。北京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必然要求拓展城市公共空间。公园的建设与开放是北京近代城市公共空间拓展的集中体现。同时,以公园开放运动为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拓展,也促进了城市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等层面的近代化进程。     

晚清北京地区电话传入与大众心态

近代中国的电话事业,是于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城市上海推广到首善之地北京。电话传播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该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相互交织、新旧观念杂糅相间的时代特征。面对电话这个西方舶来品,晚清北京地区的社会大众呈现出迥然态度与复杂心理,反映出近代北京民众在社会心态领域里的新陈代谢。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暨对当前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的一点建议

近代科学技术结合到生产力中，形成科学化的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把中国从一个不可溶的社会结构向可溶性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近代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效应，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人文展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充实丰富的内涵，这对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的侧面被忽视了，所以建议在今后的教材修订中，应补充上这缺失的一环。     

近代（1888—1938）武汉善堂发展与慈善事业述略

作为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善堂在近代武汉地方慈善事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清末民初政府治理能力削弱的环境下，善堂承担了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与此同时，善堂还超越了不预他事的规条，涉足了地方公事，在近代社会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城市里的会客厅

世界上有许多城市都有彰显自己特色的公园，纽约的中央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公园与城市早已相辅相生。它像一个巨大的客厅，展示着一家之美，和盘托出主人翁的大气、热情、好客。而南京，风景更不仅在公园……     

近代四川生活习俗的演变趋势及特征

本文据四川近代地方志资料，从生活习俗角度透视了近代四川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及特片，近代四川的生活习俗无论在衣食住行还是在文化娱乐等方面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构成了近代四川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演变趋势呈现为受外来影响较大，城乡变化不平衡，新旧中西杂糅混合等趋势和特征。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

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工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体特征诸方面分析近代宁波工商人才群体在近代中国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商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各种因素，足以肯定宁波帮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论钱玄同的语言文字改革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提倡语言文字改革的急先锋。他不仅设计、制作过汉语拼音方案，还倡导北京音，选用、推行简体字，从文化事业方面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问题与反思

近代英国国家能力中的三个核心经济要素——财政、贸易与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状态，而且还与政治和社会的日益开放包容相互促进。由此，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关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而且该框架对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以此框架来观察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特征以及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充满了矛盾与张力，因为上述三个核心经济要素在中国历史实践中不仅表现出离散性，而且与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这意味着，该分析框架未必具有普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持批判态度。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初期发展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乃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发展的产物。近代职业教育针对传统教育现将教育与现实、教育与职业相割裂之弊，从教育与个人、教育与生产、教育与社会诸方面来认识和实施教育。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教育、乃至社会之发展均具有深远的影响。本对1912—1931年间中国职业教育初期发展作了粗略的梳理，力求客观地认识与评价近代职业教育之得失利弊。     

命名习俗与近代社会

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汉族命名习俗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做了考察。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代汉族命名的时间、方式及礼仪。第二部分根据对清光绪朝历科汉族进士３９４３人及咸同年间捻军等农民起义领袖１３２人之名的计量分析，将近代汉族命名加以分类，说明了各类命名的含义用意、数量比重及排列顺序，探讨了近代汉族命名实践的规律。第三部分分析了近代汉族命名习俗的社会根源与社会效应，论述了这一传统习俗在社会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变易，提出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对此习俗进行批判继承的见解。     

城市早期现代化内涵的全面发掘——评《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1904—1937））

就近代中国而言，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策源地，城市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对近代城市的发展变迁进行个案研究，由此来深入细致的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中国近代工商业私有产权及观念分析

近代中国工商业私有产权状况在洋务派所创办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类企业中，后两类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商办企业中，商人的经营权受到诸多限制，同时商人的收益权也屡受政府的侵犯。在梳理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中的私有产权观念中，发现传统社会中对“私”的观念持有否定的态度，而且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并据此对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私有产权状况做出了解释。     

佛教题材书画将现匡时秋拍

近日，有着书画专场优势的北京匡时正精心筹备2011年秋拍“与佛有因——近代名家佛教题材书画作品专场”，包含了近代佛教题材书画精品之森罗万象。     

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

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黄顺力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堂堂“天朝”败于蕞尔“岛夷”，这一结局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且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直接促成了世纪末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一、甲午战前洋...     

浅论中国近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

人际交往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近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异常复杂而又千姿百态。日常的人际交往一般循着亲缘、地缘和业缘三大交往渠道展开，并因之形成联系纽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人际关系的发展不仅反映出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轨迹和内在文化冲突，也更新着社会生活的内容。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发展既显示出多样化、外向化的趋向和交往观念中等级意识的淡化及礼仪上的简化，又形成新旧交往观念形式的共存和城乡社区之间的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