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庆历新政”

一北宋王朝历来被称为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贫弱的一个朝代.言乎贫,宋仁宗统治时期号为北宋一代”全盛”的时期,而国用已多不足.叶适曾指出:“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扰扰皆以财为虑矣.”言乎弱,有人作过统计,宋自立国之后至神宗统治时期,与契丹大小共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宋与西夏的战争,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亦说过:“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造成北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探其根源,就在于北宋统治者放纵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兼并,国内阶级矛盾自始就比较尖锐.国内的不安.反过来又迫使北宋统治者不敢对辽、西夏的贵族作坚决的斗争,只有采取忍让、屈辱的态度.     

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

北宋、辽、西夏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鼎立时期。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或战或和,既相互利用,又互相对立。虽然宋与辽、宋与夏、辽与夏三组关系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这一时期矛盾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北宋。辽与西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与北宋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进而形成了联合抗宋的局面。其中,辽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不仅直接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在夏、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夏、宋关系是北宋、辽、西夏三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它对宋、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辽统治者十分注意夏、宋关系的     

星占、历法与宋夏关系

天文历法在宋与西夏的军事冲突、交聘往来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异常天象是上天意志的表达,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双方的军事决策与军事行动;历法颁赐是治权实现的重要标志,接受或拒绝宋的颁历是西夏承认或否认宋统治权力及衡量宋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从星占、历法中我们可以透视宋夏民族关系诸多通常被人忽略的细节。     

西辽政治史稿

一辽朝的衰亡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朝(公元九○七——一一二五年),曾于十一和十二世纪称雄子东亚,影响及于中亚,远至西欧。辽朝的疆域东尽太平洋;西包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与喀喇汗王朝为邻;北至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南与北宋、西夏、西州回鹘接壤,宋、夏和回鹘汗国,或向它缴纳巨额“岁币”(实际上是贡赋)换取名义上的独立,或干脆称蕃朝贡,作为附庸。因此在十一和十二世纪的穆斯林史料中把北中国称之为契丹(Khita或Khata),而在中古英语、俄语和希腊语中则把整个中国都称为契丹(它们分别读音为Cathay,Kitay和KitaI(|¨)a)。     

西夏驿路与驿传制度

西夏政权仿中原建置，重视驿路的建设和通畅，以便于交流。西夏时期的驿路干道主要有宋夏驿路、西夏至契丹驿路和西夏至回鹘界驿路。为更好地加强内部管理和统治，西夏政权还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驿传制度。     

关于北宋“积弱”几个问题的探讨

赵匡胤在十世纪中期建立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帝国中最为怯懦、贫弱的一个皇朝。它北边抵档不了契丹(辽国)的掠夺,西北边招架不住党项(西夏)的进攻,始终无力扭转边防被动和国势贫弱的局面,被史家嘲之曰“弱宋”。 北宋皇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养兵数量庞大,为什么会成为“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王安石《临先川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官事书》)的弱宋?为什么会出现“兵多而战未胜”(《续资治通长编》卷44,真宗咸平二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疏)的局面?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人     

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

公元8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这200多年间,中国大地上缺少了一个足以号召各民族走向政治大一统的核心力量,这个政治环境给党项族的崛起和西夏王朝的出现提供了时机和舞台。西夏西邻回鹘和吐蕃,皆缺乏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相继被西夏一一击破,西夏将河西走廊全部占去。西夏的北、东和东南面环绕着辽、宋。二者幅员和人口都远过西夏。夏视其强弱为向背,为自己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辽在北宋建立以前就进入华北平原北部,东段长城在其境内。宋与其对峙,无险可凭;宋夏在陕北以横山为界,从横山岑脊贯通的长城也为夏控制,所以辽、夏对宋都占据着地利。北宋中期以后,西夏势衰,宋开拓熙河路成功,但因河西地形险阻,仍不能制服西夏。夏的北邻蒙古崛起,夏、金、宋鼎立均势被打破,夏立国的外部政治环境恶化。复金为争疆土而构兵,两败俱伤,次第为蒙古所灭。     

宋代古钱的书法文化

宋代赵氏王朝治理天下319年,重文轻武,北宋、南宋屡受辽(契丹)、西夏、金、元的侵扰,战争不断,政局动荡。尽管如此,宋代作为我国古代文化艺     

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

宋、夏对麟、府、丰地区的争夺主要集中在西夏前期,争夺的形式表现为军事入侵和土地侵耕。从北宋对麟、府、丰地区的经营,西夏的军事入侵,西夏侵耕土地以及对缘边蕃户的争夺等方面论述宋、夏在麟、府、丰地区的关系,认为宋、夏在对麟、府、丰州的争夺上,西夏的入侵给西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麟、府地区的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也加重了河东百姓的负担,但为了抵御夏军,北宋在河西麟、府一带设置的军、城、寨、堡,对今天这里地方城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麟、府、丰地区。     

辽蕃和亲初探

辽与西蕃通婚，是辽对西夏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增加对抗西夏的砝码，其直接动因则是北宋仁宗朝联蕃制夏方针的转变。但由于辽、吐蕃和西夏三方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致使辽蕃和亲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成为其后双方交恶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和亲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契丹与吐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论南宋同西夏的关系

十二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宋王朝在女真铁骑的冲击下,退出中原,屈居江左。从此,和守争战近一个世纪的宋夏两国关系因金朝的隔离而变得时断时续,远不如北宋时期那样频繁,以致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使宋、夏关系研究仍停留在北宋时期。但是,南宋时期的宋、夏关系毕竟是宋夏关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特殊的政治局势较之北宋颇富特色。本文试图对南宋同西夏的关系进行述论以备宋夏关系研究之一端。     

北宋时期中国各族在东京的经济文化交流

(一) 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二世纪初,我国境内形成几个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主要有北宋、契丹(辽)、西夏、大理等。另外,还有回鹘、吐蕃等族在西北、西南地方建立的一些小王国或地方割据政权;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形式,而分别隶属于宋、辽等大的封建王朝。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当时虽没有形成汉、唐那样统一的封建国家,但它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北宋镇戎军知军系年

镇戎军是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它北临西夏,南倚六盘山,是防御西夏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宋王朝对其地守臣的选择便十分谨慎.作者就北宋镇戎知军加以勾稽,列为年表,为宋、夏历史研究提供较翔实的资料.     

辽兴宗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辽兴宗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在结合儒家思想、契丹传统习俗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辽兴宗的崇儒思想有利于巩固辽朝封建制度,抵制了契丹贵族保守势力的反扑.虽然辽兴宗挑起关南之争,迫使宋仁宗增加岁币,但他也很重视与北宋的友好关系.为遏制西夏势力扩张,辽兴宗发动多次战争,最终迫使西夏求和.辽兴宗不甘心被视为"夷狄",努力提升辽朝的正统地位.他的正统思想摒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辩,成为中华一体思想的萌芽.     

站在反战前列的主和派司马光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一生,恰值北宋(汉族)、西夏(党项族)、辽(契丹族)鼎峙之时,这是我国古代的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对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十分关心,极力反对当朝执政者韩琦、王安石等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吐蕃人、回鹘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与北宋并存。宋太宗蔑视党项人为“禽兽”,长期以来对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顽固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备受宋朝边帅廷臣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宋夏战争时有发     

欧阳修的改革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小康局面,从真宗朝开始,逐渐走上了积弱积贫的道路。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全国军队几乎增加了五倍,耗费惊人的冗官冗兵,对西夏、契丹连年纳贡,皇宝、官僚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大地主肆行兼并,隐瞒土地,逃赋避税,国家财政明显地入不敷出。与此同时,西夏、契丹得寸进尺,频繁犯境。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内地的农民起义、士兵反抗“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谈谈历史上的宋江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长期尖锐存在的时代,是一直处于屈辱地位的一个王朝。从北宋初期起,它就处在西夏和契丹(辽)的威胁下,宋朝统治集团执行的是一条对外妥协退让、对內严历鎮压的路线。到北宋末期,赵宋统治集团对外更加屈辱,对內统治和压迫更加残酷,不断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斗爭。国內激烈的阶级斗爭与外部尖锐     

论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

北宋东京地处平原,无山川可恃,宋王朝遂大力构筑城池,派驻禁军守卫,形成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完备的防御体系.宋与辽、西夏民族战争的频发和宋王朝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宋东京防御体系的直接成因.宋东京防御体系的庞大,加重了宋代"冗兵""冗费"的社会后果.     

站在反战前列的主和派司马光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一生,恰值北宋(汉族)、西夏(党项族)、辽(契丹族)鼎峙之时,这是我国古代的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对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十分关心,极力反对当朝执政者韩琦、王安石等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吐蕃人、回鹘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与北宋并存。宋太宗蔑视党项人为“禽兽”,长期以来对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顽固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备受宋朝边帅廷臣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宋夏战争时有发生,祸国殃民,危害很大。为此,司马光则坚决主张:宋廷对待“西戎(西夏)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非宜”①,并乞请宋廷象周文王那样,实行“不避疆、不陵弱”的民族政策,与邻邦西夏友好相处②。尽管在北宋统治集团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高压之下,司马光仍坚持向宋帝谏言,力排众议,誓要“冒死一为陛下言之”③,竭力反对对西夏以兵戎相见,愿宋朝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