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前的天皇和佛教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立即引起了崇佛、排佛之争.鉴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力量相当,钦明、敏达两位天皇采取了中立旁观的态度.随着崇佛派力量的增强.用明、推古天皇逐渐显示出推行佛教的积极态度.圣德太子通过政令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舒明、皇极天皇修建百济寺,标志着日本国家佛教的开始,佛教最终为日本宫廷所接受.     

再论吴越佛教

德韶入浙意味着法眼宗中心区移至吴越 ,这不仅决定了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且也对吴越佛教有重大影响。吴越前期佛教虽兴 ,但真正兴盛却在吴越后期 ,钱时期是吴越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禅教统一体现了佛教发展的趋势 ,法眼宗以及法眼宗中心区所在的吴越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简论

刘勰师从僧祜佛学道统的基本特征表现在熟稔佛教经藏体系．通过参与造藏和撰写经录《出三藏记集》,佛家经录按不同性质分别撰集．以渊源、内容为分类标准的原则超越了传统目录学的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科普通性,成为刘勰构造其文论体系的参照典范。刘勰对一体三宝观念的利用及对论体的重视．都显示了他的崇佛倾向。     

寻找精神家园——谈封建士人近佛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崇佛、近佛成为一种时尚.究其原因,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封建文人,身心疲惫时,需要一个精神家园.     

北京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点,通过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营建即可表现出来。从现存的辽金寺庙碑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贵族皆笃信佛教,并且耗费大量钱财在京城营建寺庙。他们的崇佛活动,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佛教艺术精品。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松赞干布时期佛经翻译问题考辨

藏文史籍中有关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史实的记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因为这些记载多出自于后弘期以后的藏文史籍，其间隔时代已较久远；二是这些记载内容芜杂，传说与史实相互交织，且明显杂糅了许多后世史家出自崇佛观念的夸张与附会，从而使其真伪难辨。笔者以为，在松赞...     

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

五代吴越国高僧永明延寿是唐宋之际中国佛教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与事迹对吴越佛教乃至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考订永明延寿的有关生平史料,择取其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湖"官钱放生"、天台习禅与课诵<法华经>、与钱王之密切交往等事件及其融合会通的思想主张,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及视角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永明延寿与吴越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西夏佛教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西夏是崇佛之国,境内多佛寺,佛寺分布区划为明显的崇盛区和“荒漠区”.佛寺的地理位置反映出西夏佛教的地域性分布特征.通过佛寺的地域性分布可以凸显西夏佛教流布的地域狭隘性,并深入了解西夏佛教信仰的区域基础层次性.同时剖析西夏佛教的功能和区域差异表现,并对西夏佛教的地位有一个整体性的新认识.     

方成培《雷峰塔》传奇中白娘子形象成因

粗陈梗概、妖气十足的<西湖三塔记>经过杭州及镇江的地方风物传说的不断充盈丰富,受到以好勇轻死、善于进取、尚情为精神内核的吴越文化的长期孕育,生活于清中叶的方成培以其特有的敏锐体察到个性解放思潮,在长期流传的白蛇传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塑造出白娘子这个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公元前6世纪－公元3世纪吴地的居民变迁与文化转型

从公元前 6世纪到公元 3世纪 ,在吴地先是越灭吴 ,后是楚灭越 ,再是秦灭楚 ,接着汉灭秦 ,居民发生了多次置换与变迁 ,文化模式也随之屡屡更迭与转型 ,最终汇入汉文化的洪流之中 ,成为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区域类型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齐梁时期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齐梁时期的形神之辩主要是由范缜引起的。范缜以刀利之喻代薪火之喻,说明形质而神用,持神灭论。沈约、萧琛、曹思文持神不灭论,在与范缜的辩论中,先秦道家思想也是他们利用的既有思想资源。这次大辩论使佛教得到了传播,也为今天讨论形神关系留下了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