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论、决定论还是中心论──兼论当代西方关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理论

当今世界，非西方社会的各种发展形态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界的空前重视。西方学者开始从各个领域和视角进行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如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理论；帕森斯的社会演变和文化传播理论；罗斯托的结构变动理论以及“现代修正学派”和“强大政府学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予了新的启示。今天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将沿着整体论、决定论还是西方中心论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

如果没有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产生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思想的产生得益于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的系统化,同样是希腊哲学征服基督教世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思想是穿着宗教外衣的希腊哲学。不过,希腊哲学究竟在哪些方面为基督教做出了贡献,似乎西方哲学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的关系。第一,智者关于好公民的讨论和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于好人的讨论成为基督教定位人的信仰的重要参数。第二,善的理念为基督教的上帝论提供了道德的形而上学蓝本。第三,毕达哥拉斯和新毕达哥拉斯派以及柏拉图的灵魂不灭与轮回思想,为基督教爱的理论和末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拓清了道路。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阐述,作者力求表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     

试论江泽民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侵略、渗透和扩张以及封建残余思想在新时期的沉渣泛起,江泽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要求各级党委增强“阵地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牢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对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特别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提出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和“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强先进文化的竞争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实现国家文化安全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泽民文化安全思想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文化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容既十分丰富,又内在地保持着高度统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针对性和长远的战略性特征,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安全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品格及深远意义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逻辑,其生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自觉坚持和运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回应,以及对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出其厚重的理论与实践智慧,以“人民至上”展示出其根本价值取向,以“守正创新”体现出其发展进步的时代特性,以“胸怀天下”展现出其恢宏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我国文化自信发展达到了新高度,铸就了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促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掌握了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崭新使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指引了道路和方向;彰显了深厚的人类情怀与广阔的全球视野,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西方受众研究的传统与范式

在西方受众研究的历史上,以美国传播学发展为代表的管理学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诠释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殊,奠定了风格迥异的研究传统,形成了多元的研究范式。     

老舍的文化心态与中国知识分子

<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西方各种“思潮”、“主义”大量涌进,迫使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西文化交汇中,重新组合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的以“全盘西化”为主体形成“西式”文化心态;有的以“东方精神文明”为主体形成传统文化心态;有的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形成“中西合壁”型文化心理结构。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大浪淘沙下所作的文化心理选择,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与文化解读

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 ,它给予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与传统理论彻底决裂 ,更重要的是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如何将批判精神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批判实践。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思想和文化理论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所展开的批判 ,无疑是剖析西方功利主义文化所造成的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和大众化的有力武器     

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读《尚书·尧典》

《尚书·尧典》所反映的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产生的时代,处于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阶段。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华早期文明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典型的东方特点。首先是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种天人同构反映了尧舜时代宇宙秩序化以及天与人的关联化的文化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其次是“王者、智者、巫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反映了唐尧王国的历史文化面貌,突出了以王权(神权的代表者)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并借此强化了王权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再次是禅让制。唐尧虞舜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主体,“协和万邦”整合部落集团,进而构成国家政体。这种国家政体由于形成过程中的“早熟性”,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某些文化传统,尧舜禹的“禅让”即是部落酋长新旧更替的习惯法在尧舜禹王国的文化遗留。可以说,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所揭示的西方古代文明相比较,《尚书·尧典》所揭示的中国早期文明内涵更具东方特点。     

海洋日本论的政治化思潮及其评析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 ,诸如“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说流行于日本 ,对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虽然它们提法不一 ,但都是用海洋文化的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及其同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关系。为了简便起见 ,本文统称为海洋日本论。我们知道 ,海洋文化的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黑格尔认为 :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 ,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 ,它孕育出西方文化 ;大陆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忍耐的 ,它孕育出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是静的内陆文明 ,而只有…     

敦煌文明的文艺复兴与新启蒙

中国的汉唐盛世,河西“陆上丝路”文明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这是东西文化交汇下生命力所产生的奇迹;中国文明的前景要铲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三座思想的大山,中国迈向全球普世价值现代化文明绝对不能做外来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也不能做中国古代思想的奴隶;敦煌文化与文明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重要遗产之一,它经历了历史的兴衰,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创造“中华盛世”的新文明,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敦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席。     

传统文化与汉字关系

一、对近年传统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的试评 近年随着学术思想的研究,汉语言学领域内掀起从传统文化角度探讨汉语汉字的热浪,无疑是一种喜人的情景。愚以有限的涉及面观察,这种趋势无外乎两种。其一是以西方当代哲学视角解释中国汉语汉字的学派;其一是传统小学空前活跃、现代汉语难见“柳暗花明”,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而逻辑学队伍急待壮大,四者的共同动向是经常联系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而加以研讨,但言之不明。以管见言之,以西方哲学导入汉语言文字者如非“小学”根基欠丰,则显得联系实际汉语言文字复杂现象太少;而后者尽管在论中提到“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民族心理”,但未展开有机的结合论证。所以尽管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学者之作,亦时见此憾。传统文化与汉语汉字的缘分究竟如何体现,轨迹若何,人或莫知所明。     

中西方和谐社会畅想的文化根源

中西方关于和谐社会的畅想是人类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四大文化意识范畴;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畅想分为五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集中展现为哲学与美学相统一的“理想国”、虚幻的永恒和谐的“上帝之城”、文学浪漫气息浓郁的“乌托邦”、唯理论阶段的“理想社会”及理论与实践并行的“价值追求”等丰富多彩的论述、梦想、设想和实践。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畅想的丰富思想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社会构建理论的优秀沃土和文化渊源。     

世纪的沉思——评《当代世界前沿思想家》丛书

０世纪西方哲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思想多元化，派别罗立。在名目众多的哲学派别中，贯穿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是“现代”和“后现代”。“现代”是指１８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后现代”则是对现代的反省和反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方传统主流思想...     

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

“新韦伯主义”学派为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学派的分支,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起构成70年代以来冲突论学派的两大基本阵营。50年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侧重功能主义;进入60年代,冲突论学派因更能解释社会和教育的变化而取而代之。冲突论的开山鼻祖,在西方被确认为马克思和韦伯。这一学派共同采用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70年代初,这一学派逐渐分化,始形成“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偏重以社会政治、阶级结构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作用,而“新韦伯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沈家本思想核心及其中西法文化融会点

一、沈家本思想核心沈家本一生治律,同时“从事经史考证之书”,兼治经史,融经史于律。法律学识之渊博,中国法律史上鲜有能与匹敌者。翻开他的著述,举凡法律所及的方方面面,无不为其所考论。对这样的融合中西法学大家,如果不把握他的思想基点(或思想核心),就很难对他的整体思想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估。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仁”的首创者,“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政”是“仁”的滥觞,由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创立并系统化。“仁政”“仁学”是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孔子纳“仁”入“礼”,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又一步步“纳礼入律”。因此,中国封建法律包容了孔子以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

文化哲学是２０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重要思潮,也是横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红线。文章首先分析了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根源,通过对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微观考察和宏观审视,揭示了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哲学发展的理论轨迹、基本倾向,指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大致是通过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结构主义学派和新文化进化论学派来实现的;就文化哲学整体发展的态势看,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科学主义文化哲学和人文主义文化哲学两大思潮,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折。最后指出２０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主要理论建树及其有待克服的局限性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试论日本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对近代欧美文明的认同与选择

近代日本历史展开的过程极为独特。当西方列强东至,迫使东方诸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候,日本却成功地摆脱了这种危机,走上了“欧化”道路,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它使日本民族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是主动地吸收并从属西方文明。因此,探讨日本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对欧美文明的认同和选择的文化深层原因,不仅能够揭示异质文明间冲突和融合的文化现象,而且对认识日本历史的特殊性也有着重要意义。     

论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词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