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ythos到Logos

本文首先从“说话”方式和存在形式方面对Ｍｙｔｈｏｓ和Ｌｏｇｏｓ作了区别，而后探讨了Ｍｙｔｈｏｓ和Ｌｏｇｏｓ的特性。作者认为，希腊的传统，乃在于以“哲学”代替了“神话”的地位，“哲学”成为“会死的”“人”“追求”之最高目标；在以“哲学”代“宗教”这一，点上，黑格尔则为希腊正宗，海德格尔贬科学和哲学而扬思想，主要还是希腊传统，只是较黑格尔更多宗教气氛。     

“别求新声”——浅谈鲁迅和拜伦

十九世纪初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把自己的作品生动地喻为“手榴弹”,而中国伟大文豪鲁迅则把自己的杂文明确地比作“投枪”、“匕首”。这两位英勇的文艺战士,一在英国,一在中国,彼此远隔千山万水;而且,一位在希腊战场上病逝半个世纪后,另一位才应时诞生。但是,他们对文艺的社会地位和战斗作用的理解,却是如此的相似,这是无缘无故的巧合吗!不是,这是斗争情怀、民族意识和革命理想的投合与共鸣。     

评卞译《哀希腊》

<正>《哀希腊》一诗,见于英国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杰作《唐璜》第三章中;诗人借一位希腊歌手之口,在唐璜和海甸的婚礼上将它唱出.歌手缅怀古希腊的灿烂文明和文治武功,以感奋当时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希腊人民,激励他们为民族解放而奋起斗争,表达出歌手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诗共十六节,可分四     

王国维的悲观与梁启超的乐观

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巨人,王国维与梁启超对待人生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国维悲观而梁启超乐观。其中的原因既有他们的家庭因素、个人经历,更有在文化选择上二人的不同偏好。而王、梁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又决定了他们对文学功能的不同看法:王国维以文学为情感慰藉的良药,而梁启超则以之为新民的武器。     

生命的蜡烛

传说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死神山洞里一支支燃烧的蜡烛……一天,死神不小心弄灭了三支蜡烛:一支是人,一支是蜜蜂,一支是狼。他们同时到达死神的山洞。人说:“我正在饮酒作乐。”蜂说:“我刚飞进一朵花。”狼说:“我正冲在追捕猎物的最前列!”     

诗性的工业文化——株洲文化的突出个性

株洲文化在本质意义上既有诗的古老基因,又有诉诸诗性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最突出的个性是其内蕴的诗性化。株洲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诗创作欣欣向荣,被誉为“诗城”。工业建设催生诗的灵性,也激化诗文化的成熟。大批株洲城市诗人艺术家的创作,从文化意义上展现出工业化的灵魂,突显了现代工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试析明器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原始人那里,由于对生老病死做梦等生理自然现象的无知而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相信人的肉体虽然死亡了,但人的灵魂是将永恒存在的,因此,他们对尸体就再也不敢漠然视之了。为了表示对尸体的尊重,他们就不再把尸体弃之荒野或者仅仅是简单的掩埋,丧葬习俗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明器是我国古代殉葬的用品,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就是墓葬建筑,而墓葬建筑和习俗最终来源于人类原始的“灵魂不死”的思想观念,因此,明器产生的思想根源事实上就是原始人的“灵魂不死”的思想观念。     

两个我在吵架

我总看见两个我在吵架。一个是灵魂的我,一个是肉身的我。灵魂的我指责肉身的我:“喂,你这个肉乎乎的家伙,你明明是讨厌那些人,认为他们很猥琐很势利很浅薄很虚伪,可你却还要跟他们握手,寒暄,乱开玩笑,你不觉得你很无聊么?”肉身的我:“嗨,岂止是无聊呀,简直就是令人作呕!你没看见回家以后,我就总是赶忙去卫生间刷牙么?”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惟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     

《殷虚书契考释》作者考辨

距今六十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里,他的死,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对于他的死因,后人作了种种揣测,迄今尚未得出定论.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王国维被罗振玉逼迫而死,并捏造出种种传说,为这种观点提供事实根据,世人不察,反而信以为真.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不是自己所作,而是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     

自否定：语言的形而上学原理

在语言的形而上学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大基本原理：一、语言的自否定本质，语言本质上是辩证法的，它的“是”即蕴含着“不是”,任何“真话”都隐含着“谎言”,否则不成其为语言；二、语言的自欺功能，有意识的自欺或假扮游戏是语言的灵魂和生命，它基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同时又给这种结构提供了现实的确证；三、语言的修辞学或诗学属性，一切语言都由诗性而发生，这也是语言中的语法和逻辑功能的起源。我所设想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所要探讨的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和逻辑功能的关系，双方不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处于“自否定”的辩证进展中，这构成了“语言学之后”的最基本的原理。     

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

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哀希腊》一诗的译介和苏曼殊、鲁迅的介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中国对拜伦的介绍是逐层深入的———从《哀希腊》的反抗民族压迫,到苏曼殊揭示的浪漫不羁,直到鲁迅指出的张扬自我,拜伦精神的各个层面一步步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并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影响。     

标点符号代表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如标点符号一样的生动有趣。省略号与泪珠“……”你难道不觉得这点点相缀的省略号是多么像“扑簌”不止的泪珠?反正我觉得。哭,并不代表人软弱,我们不该为‘哭’而感到羞愧!我的生活中似乎都有哭。一次,我家的狗狗被夏天那猛烈的骄阳晒死了。我听到这消息,就好像被人用铁锤在我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我躲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还说“:狗狗,你死得好惨啊……”我足足哭了两个多钟头!要知道,上幼儿园,狗狗陪伴着我;做作业时,狗狗守侯着我;周末玩耍,狗狗成了我的保镖;在家寂寞,狗狗陪我做游戏……破折号与犟劲说我身上有一股…     

司马迁的死年死因及其他——讲授《报任安书》引起的疑窦

<正>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过去是一读而过。在讲授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疑窦:一是司马迁死于什么时侯?怎么死的?二是原本是不是一个誊清稿?三是他所说的“名山”究竟指的是哪个地方?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司马迁之死,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公之卒、绝不可考。”因之,自清末至今的所有学者,一谈及他的生平,都说“卒年不详”。过去,人们妄加猜揣,有的说,可能遇暴疾而死;有的说可能象杜甫一样,死于出游途中;有的说,可能是没有面目见人,隐居起来了。我认为,他可能是被汉武帝暗害而死的。     

中西诗性智慧的不同文化情境

诗性智慧标志着一个族群和人类整体的最高智慧,也标志着最高生存品质和历史品质。中西不同的生命倾向,伴随着不同的历史方向和文化品质,也决定了中西诗性智慧的差异。中国诗性智慧以小农意识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注重自利性、实用性和非自由性文化产生的诗性智慧受到现实的强大压制。西方诗性智慧更多地追随着灵魂和自由的思考,追求生命尊严与历史精神相融合的诗性。诗性智慧的四个核心问题是:艺术品质:诗性智慧是通过想象性、浪漫性和虚构性来创造生命的美;自由品质:诗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命的自由性和想象性结合一体的纯粹性;正义品质:诗性智慧表达了某种历史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对人类自由的追求就是正义的要求,就要有正义与邪恶之分;灵魂品质:诗性来自敬畏生命,生命是有灵魂的躯体,诗性是生命要求和生命本质。     

“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中西文化构型下的女性审美意识

本文对“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这两个中西方最经典的女性审美范式的发生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在比较中探讨了这两个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在西方更替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永恒女性”是暂处于边缘地位的诗性话语寄寓其价值理想的载体;而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性灵佳人”则是源于道家的诗性文化精神的“存意之象”。因此,虽然比起主流的“妇德楷模”来,审美型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展现个性与挥洒才情的空间,但她们本质上仍是被审视、被塑造者,仍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下的一批“诗性文化符号”。     

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与特点(续)

近代文学史上的王国维虽然看到了传统封建文化的腐朽性和现实生活中“人”的悲剧性命运,但他并没有能够把个性生命的自由精神充分地在社会中爆发出来。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在腐朽的社会环境中,以人的个性自由和社会的科学民主为行动目标,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他们以对封建传统精神决绝的否定态度,打开了中华民族通往世界文化的大门,在这一文化开放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所有内容,几乎同时涌进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区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那种反叛传     

倒错的“丰碑”——评《红高粱家族》

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扉页上,作者莫言写道:“谨以此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在这里,作者所虔诚祭祀的,当然是作品的主人公余占鳌(我爷爷)和戴凤莲(我奶奶)以及他们的同伴们,并要以此书作为一座“丰碑”来纪念他们。早在爷爷为奶奶出大殡的时候,这块碑就立起来了。     

智者—古希腊的平民教育家

本文着重阐述了智者在希腊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智者是代表希腊平民利益的职业教育家。智者运动是适应以典雅为代表的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智者们继承了希腊早期诗人和其他先哲的传统,以传播知识和文化为已任。他们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对希腊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智者的活动对雅典社会影响的二重性。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