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问题与形而上学——答陈波教授

笔者就陈波教授所提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从而澄清如下几个观点:(1)休谟的怀疑论证是成立的和有深远意义的。(2)休谟哲学具有一种张力结构,而极端怀疑论是其中的一个要素。(3)否定一切先验知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形而上学的可修正性和先验性是可以并存的。(4)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这正是它不同于科学的地方;但是其神秘性应当被降到最低程度,这正是形而上学不同于宗教的地方。(5)形而上学或某种主义是不能不谈的,除非放弃哲学研究。     

笛卡尔问题及其解决——笛卡尔与康德哲学之比较

笛卡尔问题是"什么是真实存在的?"笛卡尔首先给出的答案是"我思故我在",然后代之以"上帝存在"和补之以"灵魂不灭"。康德对笛卡尔的论证及其答案不以为然,称之为"先验实在论"或"经验观念论",而把自己的哲学立场命名为"经验实在论"或"先验观念论"。尽管康德对笛卡尔的一些批评是有力的,但对笛卡尔问题并未给出有效的解决。为此,笔者从梦怀疑入手给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浅析康德对休谟认识论问题的探索

近代哲学史上休谟的怀疑论使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面临挑战,康德为拯救理性、科学、信仰和自由,致力于解决休谟在认识论上留下的问题。康德解决休谟难题的路径以论证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为核心,改变了近代哲学解决知识论问题的思考方式,将对象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明确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意义,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为解决休谟在认识论领域留下的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休谟问题评析——兼评“归纳问题”与“因果问题”之争

在哲学史上，对休谟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即把休谟问题理解为因果问题或归纳问题。本文重新审视休谟问题提出的论证过程，特别通过对休谟关于因果推理的附加条件的细致分析，表明对休谟问题的这两种理解是从不同的侧面看待休谟问题，二者密切相关但却不能相互代替。     

论康德“目的论”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启示

回顾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合理性始终是作为一条主线出现。如何正确的去理解这个问题,解答逻辑与历史、抽象与具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统一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回到辩证哲学的立场上来。康德在他那个年代就洞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物质层面上的迷失,以及人的价值在机器大工业下的失落。他的“目的论”学说为我们解答科学合理性问题又提供了一条思路。     

道德动机的来源——当代休谟主义与康德主义的争论

当代休谟主义者试图用工具原则说明道德动机的来源,即如果人们有欲望φ,并且相信通过做道德行为Ψ能实现φ,那么就会有做Ψ的动机。康德主义者继承康德的基本主张,反对人们的道德动机是为了满足某种源自自然的欲望,认为服从道德的意志源自对实践理性规定的法则的服从,而对实践法则的服从经科斯嘎德改造之后,最终又是源于对实践生活和道德行为价值的认知。当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在解释道德动机来源的时候,休谟主义更加占据优势。不过康德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其实亦不断在做出改良,把韦勒曼的自治主义与科斯嘎德的认知性主张相结合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表明,我们最好放弃在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做二选一的选择题,因为前者描述了普通人道德动机的来源,后者则告诉我们理性人的道德动机应该如何产生。     

康德“第二类比问题”再探——基于两种因果模式的区分

康德关于因果性的论证主要集中在经验的第二类比部分,但该部分论证却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持续不断的争论。分歧就在于,第二类比是仅仅证明了每个发生的事件必有一个原因,还是同时证明了同类的原因必有同类的结果?以往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大都预设康德接受了休谟的因果模式,且康德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对休谟进行了回应,即认为二者共享相同的理论背景。正是由于这种研究范式,使得问题一直处于争论状态。要解决这一争论,关键就在于指出旧有研究范式的误区,区分康德与休谟的因果模式及理论背景,以此考察第二类比真正的论证目的。     

“负的方法”与“智性直观”——对冯友兰与康德哲学方法的扩展性解读

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其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部分,他认为,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进而,他认为康德在其哲学中也不自觉地使用了负的方法,如物自体不可知。而在康德看来,物自体不可知,原因在于人类没有智性直观能力。冯友兰则认为,物自体虽不能通过认知方式把握,但可以通过直觉、体悟的方式来达到。我们认为,冯友兰负的方法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内在超越＂的品格。     

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休谟问题”核心含义分析

“休谟问题”有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和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因果性的必然性层面上,又有人类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和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两层含义,在因果性思维形式之下才有对现象之因果必然性发问的问题。但仅凭因果关系的普遍性也说明不了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在具体的因果关系层面上,又有着具体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这样三层含义。休谟问题的核心含义是具体的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问题,能针对这一层次做出回答才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既不是可以经验到的,也不是可以完全抽象的认识,而是属于关涉到“存在”本身的本体认识。     

“伦理”如何超越“道德”——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短视性地把《精神现象学》的诞生同黑格尔与谢林的绝对同一哲学的决裂关联起来,而没能注意到黑格尔在对康德道德哲学主观与客观严重对立的批判基础上寻求将个别与一般结合起来的新原则的冲动与努力对《精神现象学》之产生所起的内在推进作用。这既导致了对《精神现象学》写作的深厚动因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理解,也阻隔了对《精神现象学》整个布局结构和行文思路的思想背景及其由来的考察,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或者说遮蔽了我们对《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伦理"与"道德"的顺序与关系的认识。本文从黑格尔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精神现象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特殊处置方式出发,探讨了黑格尔以开放的伦理精神超越康德的内在道德原则的学理进路及其实质意蕴。     

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如何可能?——以康德哲学为中心的思考

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有体系的,我们所谓的“体系哲学”则特指德国古典哲学将宇宙或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当作一个整体而纳入一个哲学体系之中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系哲学的出现根源于17世纪科学革命所引发的哲学危机,虽然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体系哲学已成过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在哲学的危机之中,我们与康德面临的是同样的难题,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康德关于体系哲学的构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康德“判断力”原理的新思考——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美学的会通

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只有一、二“批判”具有哲学传统的“经典性”和理性功能的“自明性”,“第三批判”虽然亦是天才哲人的伟大创造,但缺乏一、二“批判”那种显明而庄严的特色。究其原因,是这种审美判断力,多少都沾滞着康德关于美学观念的主观独断性,这正如牟宗三所说,以判断力来沟通一、二“批判”是沟不通的。故而,以判断力作为一种经典性的美学原理,难以成立,即使勉强充当“桥梁”,也难免露出裂痕。尽管如此,判断力原理对后人的美学思考确实无尽的,尤其是关于美的两种分际与定义。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笛卡尔的统一科学——解读《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

建构统一科学是笛卡尔的目标,但以数学方法为解决各类问题的工具所获得的统一性并不是笛卡尔所追求的。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里,笛卡尔通过区别机械技艺与科学得到了一个更高的统一性。机械技艺与身体运用有关,因此只能分门剐类地掌握,无法得到统一;科学纯然是心灵所认识者,它以智慧本身为目的。由此目的,笛卡尔获得了建立统一科学的参照系。这门崭新的统一科学就是关于智慧的科学,即笛卡尔意义上的包罗所有科学的哲学。     

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论》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

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这两篇重要的文本作了批评性的解读和比较,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只有平等的人权真正优先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人类世界之正义的和平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过于理想化,却比罗尔斯的《万民法》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后者对自由国家甚至是自由政体的过度偏执,妨碍了其对民族文化差异与国家政治差异的宽容。尽管罗尔斯本人宣称《万民法》仍然遵循着《永久和平论》的思想理路,实际上却是康德立场的退却。     

从康德的“法则”到马克思的“联合体”:良法与善治——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哲学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治国,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通向共产主义"善治"的重要举措。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共产主义是良法向善治的飞跃。良法是以人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惩恶扬善是良法的目标,也是与恶法区分的标准。康德的"法则"和马克思的"联合体"概念阐释了良法与善治的内在人性结构。良法最终要达到善治,善治即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联合体","联合体"是人性善的复归。     

历史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评康德的“普遍历史的理念”

“普遍历史的理念”是康德剖解历史意义的理性工具,它使其先天地理解人类整体历史的构想成为可能,并由此建立了具有批判哲学特色的历史哲学。本文主要评析这一重要概念,以彰显其历史研究的独特品格。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休谟伦理难题?——兼评孙伟平博士的新著《事实与价值》

休谟伦理难题的主旨 ,是证明理性不是道德的根源 ,而不是一概否认事实判断必须承担价值判断 ;尽管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后者代替前者。由此出发 ,本文对孙伟平博士的新著《事实与价值》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见     

启蒙的妥协与不妥协——读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康德在该文中提出一对颇有争议的概念: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笔者认为康德的这对概念实际上隐含了启蒙的妥协和不妥协的张力.启蒙应在公众的思想层面实现实质的影响,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激情式的暴力革命可能推翻一个专制贪婪的政权,但并不能深入地实现公众思想的变革.启蒙要求的思想自由精神是永不妥协的,但它的实现却是在妥协构成的张力中有节制地实现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有反思价值的.     

笛卡尔与贝克莱的思辨特色——《第一哲学沉思》与《西拉和菲伦诺对话录》的比较

通过对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和贝克莱的《西拉和菲伦诺对话录》这两个文本结构内容的比较 ,分析了笛卡尔和贝克莱在思辨方式和论证目的上的异同 ,指出两位大哲学家在思辨中都用了递进式推论、怀疑常识 ,证明“心”的实在性 ,同时也指出了两者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