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文分析了我国农业经济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的主要原因 ,探讨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可行性 ,并提出了解决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存在的问题的措施和对策     

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农业单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被打破，农业增长已越来越多依靠集约因素。这表现在：（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这标志着我国农业初步摆脱了传统农业稳定均衡的低速增长状态，标志着农业生产方式中更多地渗入了集约经营的因素。（2）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逐步提高。50年代以来，我国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中都实现了重要的技术性突破。中国是第一个开发…     

分工、增长与中国社会的普遍富裕

亚当·斯密很早就指出分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普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普遍富裕之间存在背离。从分工角度分析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分工水平低;地方和行业利益,地区和行业垄断普遍存在;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制造业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应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和规模经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论科技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 1世纪要尽快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 ,关键是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业转变增长方式 ,实现集约经营 ,最根本的就是通过技术进步 ,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特别是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注重农业高新技术的攻关、开发和应用。这是我国农业迈上新台阶的根本性措施 ,也是我国农业的希望所在     

产业风险特征、政府行为与增长方式转变

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要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但高附加值产业由于其包含的信息类要素的数量和价值量都比较大,因而更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从而导致市场风险,因此,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好的市场环境.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促进政府只能优先选择以工业化为主的粗放式增长,而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激励了公务员的寻租、设租和保租行为,从而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充分、竞争的不完全、价格的不真实,再加上社会信用的不发达,严重阻碍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粗放式增长方式一直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     

资源政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资源政策,并以该理论和经验分析为基础,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和推导,得出我国实施资源政策的建议。     

后发地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分析

农业增长方式质与量的不同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起步较晚,受制约的因素较多。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试图分析欠发达地区农业增长方式的内涵、要求和现实途径,并着重分析说明这种后发地区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选择上所具有的后发劣势。     

现代服务业诱致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基于农业信贷影响农业总产出的视角

传统的农业增长依赖于以农业生产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装备技术路径,欧美发达国家依赖此路径完成了农业现代化,但产业融合已经作为一种新产业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其超强的创新能力,因此,需要重新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本文以农业信贷作为农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代表,从理论角度分析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改造传统农业作用显著.解释变量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较小,可见,农业贷款在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两难困境:增长方式转变与国际化

缺少第三方的产权、契约保护与公正,使浙江经济锁定于低附加值、浅层次的短期创新为特征的浅层次的递增报酬内生增长机制中.以此为基础的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国际化,又使民营经济锁定于低技术含量的专业化生产.因此,加强产权保护,防止机会主义,可促进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论治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只是强调效益这个单一目标，而是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结合。其实质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治理通货膨胀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近期内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亏损面增大；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农业发展缓慢；地方利益刚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向与路径视角的考察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经济效率在更高层次释放,意味着必须从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从非结构优化型转变为结构优化型、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从不可持续型转变为可持续型。实现这样的转变,关键在于全方位推进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论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本文依据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分析了科技进步、知识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影响,阐释了知识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要素的重要地位,探讨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等问题     

农业信息化: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信息技术无疑是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所谓后发优势,在21世纪必定是与信息化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正处于赶超西方社会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那么,信息化必将是中国告别传统农业并建立起现代农业的技术选择。近年来,中国的农业信息化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它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显然,农业信息化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机械、农业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而且有助于通过科学施肥实现粮食增产。同时,将农业信息化因素加入到农业经济增长中,也降低了人力资本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业产出的阻碍作用。     

略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与可持续性取决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我国相对较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意味着未来30-40年仍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和资本要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说明未来技术进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增强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治理能力,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这些因素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的基本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缩短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但无法实现跨越式的转变。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     

科学发展观与南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之一。文章首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及其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然后设定了关于测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 ,从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运行结果两方面五大类指标进行测度。文章的最后根据已确定的指标体系 ,对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及现状进行了分析。     

科学发展观与南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之一.文章首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及其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然后设定了关于测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从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运行结果两方面五大类指标进行测度.文章的最后根据已确定的指标体系,对南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及现状进行了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投资消费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应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国外理论与方法

古典经济学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视为农业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的程度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转变发展方式的研究；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时均衡分析的偏好,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种动态的经济现象提供不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发展经济学研究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地位与二元结构收敛的条件,并对技术进步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等问题均有研究,但对农业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在现有文献中,奥地利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过程,对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较合理的解释框架,尽管国外鲜有利用这两者分析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文献,却为构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

选取中国1961—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各产业附加值,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关系,而是通过产业结构使两者发生相互影响,表明中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而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即高增长通常必然伴随高排放,但产业结构调整会使这种影响关系变得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同样能够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在控制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减排承诺目标的关键策略选择。     

分工、交易与服务型企业: 基于演化视角的分析

分工和交易带来了服务的独立化及服务型企业的产生.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交易种类和频率的不断增加,服务业逐步发展并出现分化,从而引致了服务型企业型态的变迁,服务型企业的内涵也因此而发生演化.服务型企业型态的变迁和内涵的演化对其战略选择和发展路径具有深刻影响,须根据其所处的分工领域和交易方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战略和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