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台湾共产党“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形成的“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在这一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台共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结果招来日本殖民者疯狂地镇压，酿成了台共覆灭的悲剧，作为“第三时期”理论制定者和指导者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断裂”与“和合”——当下知识分子对农村介入的困境及出路

知识分子问题和农村问题都是当下的炙热话题,知识分子对农村的介入与融合也是大家翘首期盼的结果,但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定义的模糊和自身诉求的不同,及其文化资本与政府政策的脱节,导致了知识分子与农村关系的"断裂"。要达到两者的"和合"局面,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轴;促进教育改革,吸引并留住外来人才;保障"文化资本"向经济、社会资本的转化;放宽体制的钳制等。     

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的演变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历史中,“训政”时期延续了20年之久,抗战前的国民政府训政是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牵制,训政的纲领以及训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为了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战前的国民政府把“安内攘外”确定为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这一战略国策使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增强“党治”色彩,走向专制独裁。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还没有从整体上完全形成个人专制独裁。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些方面还有进步的趋势。     

抗战时期粤港地区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抗战时期,延安和共产党遭受着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在整个国统区,甚至在全世界,包括在海外华侨中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都被妖魔化了。事实上,这些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正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勇敢顽强地战斗着,得到了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但是,如何让全中国和全世界民众,尤其是海外华侨,都能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还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使马克思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大众化,粤港知识分子成了共产党广泛联系华南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桥梁,他们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简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三个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和大后方战场,共同构成全民族抗战的完整图景,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相联系、互相融通的关系。三个战场各有其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基本特征,国共双方在三个战场上又团结又斗争、又联合又斗智,在共同抗日这个民族大义和民族担当的大问题面前表现出不同的胆识和作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成长是个曲折、艰难、复杂的过程。把大后方视为一个特殊形式的战场,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是,这是当时全民抗战,保卫每一寸国土,寸寸山河寸寸金,每寸山河都是神圣领土不容侵犯的“全民大战场意识”的反映。本文提出“三个战场”的理论,并通过对三个战场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和引领的全民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基础是国共合作,它从民族最终命运的价值观上,体现了国共两党同是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起着引领作用的主体力量。抗日战争三个战场的胜利,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人民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全民族的空前觉醒的胜利,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作出了特殊的最大的贡献。       

《独立评论》中民主派学人法治思想述论

《独立评论》时期(1932～1937),胡适等民主派学人从做政府"诤臣"的角度,以"书生论政"的方式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伴随着"五五宪草"的修订,他们对法治这个民主宪政赖以实现的必要基础与重要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意见.虽不尽完善,且囿于其自身的定位,他们的法治理念未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有效的影响,但在中国走向法治化道路上,其作用却不容忽视.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活动分析

时势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经由朝野互动,最终演变成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其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家生存和复兴。它依赖的路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同中通过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尤其是通过把“野蛮”标注于西北的具体人物阶层,使作为文明的代表者、阐释者的中央获得了无上的威权,使中央威权能在地方重建。这也是传统的经营边疆的政治手法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次回归。     

对创造性思维界定的发展性探索--"五维"界定观

理论与实践表明,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之处,创造性思维的界定问题已经成为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拦路虎".为此提出的"五维"界定观认为界定创造性思维应该立足于本质、立足于思维、立足于创造、立足于思维者、立足于教育,由此得出的界定观在创造性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利益分割时期的安全事故与政府改进问题

政府在事故预防和处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心理学的"华生模式"和"皮亚杰模式"实现"社会学转向",可用以分析政府的责任问题.而安全事故的"强刺激"和"弱刺激"对政府改进效应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逐步出现了城乡、单位、地方之间而主要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割局面.因而政府的责任一方面不仅仅在于对某一事故的"强刺激"进行反应性改进,更应该在于包括"弱刺激"在内逐步把内化以人为本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结合起来,对事故进行事前预知和防范,同时另一方面需要抑制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割据,保障社会底层的安全权益,引导底层进行安全维权,乃至抗争上层"官商秩序(结构)"的利益勾结,打破"资(方)强劳(方)弱"、"上(层)强下(层)弱"结构,从消极的"华生模式"转向积极反应的"皮亚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保障个体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     

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险立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民政府草拟的第—批社会保险法规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