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妇女解决思想

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着力宣扬男女平等 ,并运用天赋人权的理论来论证妇女解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 ,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一主张只有到了大同之世方能实行。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关于刘鹗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和参加“保国会”

关于刘鹗和康有为、梁启超有无关系的问题,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刘大钧,说是刘鹗主张彻底变法,利用外资,开发富源,后因政治抱负不能实现,遂与康有为等保皇党联络,希望光绪皇帝重掌政权,实行新政,后来因此流放新疆。二是刘大绅认为:刘鹗素不赞同保皇党,与康有为仅一面之识,更无联络之事。刘蕙孙和刘德棻则说是刘鹗和康有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论康有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康有为(1858—1927)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公车上书》是他这一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该上书中提出的各项主张,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除《公车上书》以外,就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的问题,康有为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关于《祝福》中“新党”的几种意见

关于《祝福》中的“新党”,归纳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人们称主张维新和倾向维新的人为新党,以区别于旧式官僚,因而“新党”就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 另一种意见认为,清末一般人对于主张革新的人物都称新党,它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维新派,也包括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同是资产阶级政党;     

世界开新逢进化--试述康有为的外交思想

晚清之际,中华民族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提出自已的政治主张时,都不得不提出关于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使中国独立自主于世界之上的主张.介绍了康有为的生平与思想根源,并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康有为在这一方面的主张,即康有为对于时局的认识、对于外交政策的主张、对于晚清外交的评价以及其对于中外关系的认识和对未来美好国家关系的设想.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去家界"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中,最关键处在于其"去家界"的主张.他逐一列举了"有家之苦"与"去家之益",将"家"视为进入"太平世"的重大障碍.康有为深受西学"天赋人权"观念影响,认同人的自然欲望及自由、平等,极力主张免除掉礼法传统强加在人身上的道德枷锁,并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空想性质的社会主张.     

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的批评

考察、分析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何启、胡礼垣对其演说内容所作的批评可以发现,同属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所以会对康有为在演说中提出的经义之论、义愤之说进行尖锐的批评,原因有二:他们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妨碍中国向西方学习,阻碍中国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康有为的说法对救亡图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有可能招致中国速亡。     

刘少奇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述论

刘少奇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思想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中心任务问题;实现前述任务所要遵循的道路、原则和手段问题.关于前者,他着重阐明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路;至于后者,则着重论述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改革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思想.     

论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案件范围的界定——评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定

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范围决定着一国少年民事司法制度的覆盖程度,也决定着未成年人专门审判组织的职能大小和对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自200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其进行了两次调整。由于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在确定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时应当遵循经济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基于这两个原则,我国将来正式确定的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范围应当进一步缩小,以此来保证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有足够的司法资源实现其在诉讼程序方面的创新功能．提高对确有需要特别救助的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程度。     

论国有企业人才流失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成和完善 ,以及我国加入 WTO后各项体制的深入改革和相关机制的建立运行 ,我国企业之间人才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国有企业面临着骨干人才严重流失的困扰。因此 ,要深入分析人才流向 ,探寻国企人才流失的原因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留住骨干人才 ,以促进国有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塞壅:康有为论中国专制的生存根基

塞壅,即阻隔,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康有为从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中,得出了中国专制政体实质上即造成人与人之间分层阻隔、相互隔绝的生存状态,以便掣阻与统治。康有为震惊天下的"七次上书"即是对专制阻隔的最大挑战,并从深层思考上对此阻隔作了鞭辟入里的描述与揭示,从而标明必须以文化之光去烛亮人们心灵的晦暗蔽塞之处,方可有现代文明产生,方可成为现代人。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论国有资产损失的侵权法救济

虽然在法理、立法和逻辑上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障碍,但是中国绝少有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与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权利性质的模糊、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虚置"和国家"民事利益"本身的含混都有关系。应当将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作为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企业或公司自身可以就国有资产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赋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国资委提起民事赔偿的职责,检察机关和普通公众也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合中西为大家”——康有为的国画变革观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先驱,通过在意大利游历中对西洋绘画艺术历史发展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画的整理分析,他认识到西洋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中西美术融合的必要,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合中西为大家”的主张,极力呼吁中国画的变革,期望在新的时代出现新的绘画形式、新的创造者。他的国画变革观形成于民族危亡的动荡时期,着眼于变革创新的精神,与其变法思想紧密相联,反映出当时有代表性的西洋观,表现出一种较开放的文化心态。     

康有为与民初尊孔运动

康有为尊崇的是被赋予了新时代内容、已资产阶级化的孔教。民国初期,他并不反对民主共和,只是不赞成自由、民主、平等被滥用而造成的国家分裂、政权不统一的局面。康有为想借尊孔运动来实现社会文化价值的重建及国家政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