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对全真教初传时期及马钰的解读

文章根据相关的历史与道教文献,结合金庸武侠小说的具体作品,在宋金时期全真教初传时期的背景下,对其小说中所描写的全真七子之首马钰以及全真教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与历史上相同的人与事件相比,其核心内容是真实的。同时金庸先生在抓住了历史事实和主要人物精髓的基础上,强化武侠小说需要"热闹"的特点,也为了适应报纸连载时每期都要有精彩之处的需要,在必要之处进行了一定的虚构,"让丰富的想像和尽可能完美的情理结合起来"。     

从金庸对《虬髯客传》的评说看其武侠小说的情节要素观

金庸认为<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并从中总结出现代武侠小说情节的构成要素:历史、爱情、化装、侠义、复仇、财宝、驴马、弈棋、酒食、兵法、战阵等,这些要素应熔于一炉,刚柔相济,张弛相间.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情节是丰富多彩的,是综艺大观式的,因而引人入胜,雅俗共赏.     

侨易美学阐释——以《射雕英雄传》中的“烟雨江南”为例

通过对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江南意象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对侨易美学的若干核心概念有清晰的理解:其一,以一种流动的眼光和变化的思维去审美,去审视大千世界,将静与动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有效互补维度。其二,侨易之美根源于侨易本身的特性。侨易是一种系统思维,观侨取象更进一步,不仅有求真层面的察变寻异,更有价值层面的向善审美。其三,侨易美学不仅仅意味着审美,它还是一种批判思维。我们不但可以透过表象直观地感受美,而且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获得超于表象的深层次的至境大美。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析金庸小说对《西游记》的借鉴

《西游记》是神魔怪异小说的代表作,虽然金庸认为它过于玄怪,但《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人物鲜明生动,情节离奇,环境奇异,语言幽默,而金庸对孙悟空印象深刻,因而金庸小说对《西游记》自然有所借鉴,这主要表现在塑造人物、构思情节、营造奇境、妙用趣语以及描写武功、门派、丹药等方面。     

从《儿女英雄传》看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

《儿女英雄传》及其序文揭示了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斯理论具有较充实的内蕴：＂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方为上乘小说;提倡塑造既具＂英雄至性＂,又有＂儿女真情＂的复合式人物性格;严格区分＂正附、主宾、伏应、虚实＂,潜心设置＂闲笔闲墨＂的结构法则。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表现了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着意发挥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功能等积极意义。     

“至真、至情、至性”——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形象之分析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塑造了一个颇具“另类”和富有争议的侠的形象——杨过。他狡狭轻浮、任性偏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然而他狡狭中透着机灵,偏激中夹着狂放,最终历经磨难成为一代大侠,而且以其人格魅力深受读者的喜爱。     

从“道”字看金庸小说语言的非现代性

从“道”（说）字入手进行研究，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继承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语言的一些特点和元素，具有非现代性的特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道”字，其用法则折射了叙事方式的特点，“曰”——“道”——“说”的演变，所传达的是古代小说叙事方式近代化演变的信息。而金庸的“道”字则体现了演变过程中一种非现代性的回归。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全真教王重阳教育思想研究

王重阳在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作品较多,但对他的教育思想研究者却不是很多。本文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王重阳教育思想,如自然主义人格的培养、因人施教、寓玄理于鲜明的形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性悲剧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本文着重探讨金庸作品中人性悲剧的产生根源、表现形态及其包涵的文化意蕴,并评述金庸为人生苦难指出的解脱之道。     

大雕意象的外域渊源与金庸小说的异国情调

金庸小说大雕意象:1.特定人物以射雕突出英雄豪情。2.危难时舍身救人,为人解难。3.充当武侠习武炼技陪伴"亦师亦友"角色。4.以其雌雄生死相殉,烘映人世夫妻至情。主要作为一种博物奇闻,成为街谈巷议新闻性话题。旧派武侠小说家已注意到侠客有大鸟相助,更带如虎添翼的传奇色彩。金庸小说大雕意象发挥了渲染人伦情感,营构民族、文化交流情节安排的重要文本结构功能。其把大雕充分人情人性化,使其原本具有的人禽双重特征更加丰富、突出和细致。作品人物性情,也在人雕相处相激的复杂多向关系和情境中,得以感发、净化和升华,从而突破了先前大鸟传闻载录、一般性烘托侠客的狭小格局,给人不可多得的人性启迪。     

晋宋建康城市空间管理制度

晋宋建康城市形制为套城制,第一重宫城设有六门,六门外置行马,为宫城外部空间的重要管理设施;第二重都城也以六门为标志,六门内人员出入行止主要体现在行车分道制度等。建康城市的空间管理突出了统治者在空间划分和对人的行为约束这两方面的控制功能,凸现了城市行为空间的等级制和象征性。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类型描述与小说史叙写——从《宋辽金元小说史》说开去

本文重点论述了类型描述在小说史叙写中的重要意义,并把《宋辽金元小说史》的撰写作为实例,作了具体的剖析,认为此书成功的写作实践启示我们:类型描述作为小说史叙写中的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只要建立在详实、过硬的材料说明,严密、周详的逻辑推理,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扎实、严谨的学风的基础之上,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推进,类型描述必将得到学者们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更充分的应用,从而成为更深刻地揭示出小说发展规律的有力武器。     

金庸小说中的冰蚕意象母题的文本来源

金庸较为重视冰蚕的药用功能,"药用"的深层情结构成了金庸小说重要的母题动机。唐人心目中的冰蚕,带有海洋文化仙道气息,宋代笔记关于冰蚕的明确记载,仅提到出自西域、云南,足以显得遥远而新奇。金庸先生与香港、海外和大陆南方众多读者一样,对北国雪地风光,有着一种好奇和向往,冰蚕实际上属于作者的一种"意识形态形象",而非西域实物,其更加衬托出北国冰雪严寒地带及其"异域风情"作为"意识形态形象"的可信度,强化南国人们对其想像联想。这一与雪景酷寒相联系的物象,便于构筑奇绝诡异的"异域风光",为作品的形象和情节构设出较大的审美张力。     

金庸小说的对照法则与蒙古想象——以《射雕英雄传》郭靖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例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的理想品质,但是,这些蒙古想象并不出自金庸对于蒙古文化以及蒙古生活的现实了解。金庸的蒙古想象更多地是出于郭靖的英雄形象塑造之需要。因为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所以需要有各种陪衬形象来完成这一塑造,于是,有了各种对照人物的出现。同样,因为需要塑造英雄,所以需要有适合英雄品质生长的土壤。金庸选择了蒙古作为英雄生成的土壤,自然也就只能按照英雄的生长条件对于这一土壤的要求来对蒙古进行艺术想象。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象,主要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临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