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卦爻辞中的“征伐”与“田猎”

“征伐”是古代政治活动中的大事。《周易》卦象中震、离、坤、巽代表“征伐”。古代的田猎活动属于军事演习,《周易》卦象中离、震、艮象征田猎。     

《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车攻》和《吉日》这两首天子田猎诗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就是宣扬周天子的赫赫声威；这种宣扬天子武功的主题对后世田猎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赞美猎手神射、勇武品格和驭手的高超技艺，表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这对后世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     

"E.C."之谜--解读乔伊斯情诗中的叙事读者

通过对乔伊斯爱情诗的简要文体分析,并结合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以及乔伊斯的真实生活,对诗中的叙事读者“你”,即小说中的“E.C.”的原型人物提出了新的看法:“你”是四个女子的复合形象,分别代表孩童时期的EileenVance,中学时期的MarySheehy,青年时期的MarieElizabethCorelli和乔伊斯的生活伴侣NoraNarnacle的形象,而后者却被中外评论家所忽略。     

新时期女性诗歌:嬗变与反思

女性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根据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以及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化,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三度的增变：即以舒停、傅天琳为代表的“前女性诗阶段”,以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诗阶段”,以及邵薇、王小妮等女性诗人们为代表的“后女性诗阶段”。从舒伸到耶薇,这种植变完成了从“女神”到“女人”的话语主体形象的变异,以及文化背景与精神个性上的“超越”、语言运用上“轻化”与“淡化”的探索等等。反思20世纪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历程,聚焦“诗”与“女性诗”之定义的再现,相信新世纪的中国女性诗歌定将在广度与深度方面有新的突破。     

诗与形象小议

形象是诗的生命.诗人艾青说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那么,怎样表现诗的形象?孙绍振教授在他的《文学创作论》中这样说:“通常我们所说的形象是客观生活特征与主观感情特征的统一.……从诗来说,二者不是统一于生活的特征,而是统一于感情特征.”所以他认为“诗的任务之一是表现自我的心灵.”他引用了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抒情诗用形象图画来构成人类天性内在本质的虚无飘渺的,无定型的感情.”这就是说诗的形象是和图画并列的,不同于小说、戏剧的形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图画、形象,才有意象、有境界,从而产生艺术魅力.吸引读者从有限的语言文字的构     

《老水手之歌》的宗教神话原型分析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代表长诗《老水手之歌》,以老水手和婚宴客人的对话为主要内容,通过老水手的叙述营造了特殊的“炼狱”环境意象,而诗中的人物形象更是蕴含着独特的宗教原型,是一首蕴含浓厚宗教神话色彩的诗歌。在诗中,以红色为底色的航海过程象征着耶稣由受难到死亡再到重生的过程。老水手、信天翁、水手们所代表的人物意象,则是整个基督教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原型形象。解读这首诗,可以体会到诗人柯勒律治的宗教情怀。     

试谈《诗经》中的成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辑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805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由于《诗经》语言精炼形象,且其中大多数诗以四言为主,因此一些诗句经过人们长期传诵或改造后,已成为大家所熟悉或常用的成语。本文就源于《诗经》的成语作些简略的分析。     

诗的艺术形象——《抒情诗简论》一章

艺术形象,是一切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也是抒情诗反映现实生活并借以抒发激情的手段.古代诗论中所说的景、物、事、形,指的就是诗的艺术形象,名异而实同.它是构成诗歌意境的“细胞”.然而什么是诗的艺术形象?过去有种种议论.有人说,诗的形象就是“意境”,这就把“细胞”当作整体了;有人说,诗的形象是诗人自己和他所刻画的人物,这就过窄了.诗的形象是自然、社会、和曲折反映现实的幻想的情、景、事、物,其中包括作为直接抒情主体     

中国新诗中的象征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的源头及重要流派象征主义,五四前后登陆中国就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发展生了深远的影 响。从李金发的象征诗歌开始,象征主义逐渐为中国新诗坛所接纳,并被探索中的中国诗人“为我所用”成就了中 国史上的“现代派”“九叶诗派”。从20年代到30年代40年代,在中国新诗中涌动着一条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 行发展的象征主义诗潮。     

田猎铸智勇——《周南·兔置》与《齐风·还》之比较探索

《诗经·周南》第七篇《兔置》与《诗经·齐风》第二篇《还》,都是着意写田猎之事的诗作。两首诗的思想和艺术各有特色,皆可谓我国古代田猎诗之佳作。两诗在时间上虽有一定距离,但对后世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却是一致的。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前者为周武王时所作,即公元前一○六四年以前;后者为齐哀公时所作。哀公是齐太公的曾孙,是齐的第五代君主,名叫不辰。执政期间,没有值得颂扬的德政,周夷王听信纪侯的谗言而将哀公烹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哀公     

关于《芥川龙之介全集》中的汉诗研究——以大正4(1915)年为研究视角

芥川一生共作过34首汉诗,然而集中在大正4年所作的汉诗就有8首。芥川在自己创作汉诗之前对他所藏的汉诗集中的汉诗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并且对部分诗集上的汉诗做了批注,文章根据芥川在他所藏的汉诗集上做的批注,并分析了大正4年的8首汉诗的创作特色及渊源。并且探索分析了大正4年的汉诗在芥川初期①文学的创作上所产生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      

《全唐诗》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考辨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作家,他的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评价也很高,但其作品在流传中羼入他人的诗作,重出误收的多达20余首,清《全唐诗》的编者在编纂过程中并未一一进行细致甄别就录入韦集中,这就给韦应物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对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进行详细考辨,论其归属,就很有必要。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李白乐府的类型化与个别化

李白乐府点化旧作而自出新貌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间接抒情和穿插议论,使题旨不变而寄寓个人情志;二是题旨不变而转换感情基调,以表现特殊的态度、作风和趣味;三是改造诗篇的程式,使传统场景得以保留而改变其功能。借助这些手段,李白乐府既充分显示了乐府诗的"类型化"体制特征,又是高度体现了作者个性和艺术创造才能的"个别化"作品。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略论唐诗与汉语言文化

唐诗之所以繁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是诗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汉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趋势。如何读诗，如何理解诗，是探讨唐诗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诗并不神秘，要更好地理解唐诗，必须从文化传统和汉语言特点这两方面着手。     

关于曹植女性题材诗歌的解读

在曹植现存的诗歌中,关于女性题材的诗歌有十多首,是曹植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诗人借女性的情感经历寄托自己备受排挤与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苦悲怨情怀,代表了诗人此类诗歌的最高成就。因此,在解读这类作品时,就要结合诗人的创作心态,从表层形象与深层寄托两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而诗人的创作心态,不仅与其自身的生平经历有关,还受到了社会文化心理与文学传统的影响。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