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尊"还是"仁者爱人"--关于舜的腐败案例以及后儒家的再论证

<孟子>中记述的舜的两个案例都呈现出"不惜损害百姓权益、为亲友牟取私利"的特点,因此理应以腐败相论.杨泽波先生将其判为美德,是以儒家的偏私性亲亲尊尊观念否定了儒家的普泛性仁者爱人观念.     

犯罪人还是被害人:清代亲属相犯案件中的缘坐犯

清代法律由于缺乏亲属相犯不适用族刑(缘坐)的明确规定,难免出现被害人为犯罪人缘坐的情形。同时,由于亲属相犯案件中的缘坐人身份模糊,既是犯罪人又是被害人,是否该罪及亲属,总是一个司法难题。因此,此类案件总是作为特例来看待,正常的司法程序被打破,导致司法个别主义,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法律的形式化发展。     

“亲属”概念在近代中国民法文献中之变迁

近代民法典之亲属编历经五次立法活动,关于亲属、亲属种类、亲属范围、亲等等亲属概念,一直处于摇摆之中。因此,对民法亲属编概念的梳理,显得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解读晚清民国时期立法条文与司法实践之间的断裂,真实还原"亲属"相关概念如何实现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论儒家道德政治经济学中的“均、和、安”

为了达成持续并正当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标,我们需致力于将源于内心中利己主义的私利原则同公义原则相调和。亚当·斯密所展望的这种调和可以通过让道德参与开放的市场竞争与革新创造而实现,而孔子所倡导的调和是通过运用一些转换手段使得个人将私利向着公义转变。笔者所要论述的正是后者如何可能,即通过孔子《论语》中的仁道原则所提倡的社会的"均、和、安"而实现这种调和。最后,笔者从儒家仁道原则的两大方面——克己与达人出发,总结提出了九项公义(均)原理。     

清代学者学术道德观述略

清朝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道德观。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而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强化这个学术道德观念的外在机制。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污名化:对突发事件后果的一种深度解析

在各类突发风险事件的后果中,污名化现象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受到污名的对象会产生正面形象的损害,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排斥和群体抗议等社会性后果.污名化的形成机制与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经历密切相关.对于此类风险后果的处置和管理,应当采取及时的风险沟通和更为开放的参与式风险治理模式.     

中国为什么需要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

大学招生指标制度和录取标准的地方差异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社会后果.大学招生标准的不平等一般意味着任意、不公正和非理性,并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之所以主张招生标准在原则上平等,也正是因为不平等不仅侵犯了某些地方考生的受教育权利,而且还导致"高考移民"乃至"高中移民"、扩大城乡教育差距甚至损害国家统一意识的继承和发扬等一系列不合理现象.     

论正当、权益和人权的关联

“正当”在诸善冲突中具有的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元价值学功能,不但直接构成了“权益”在人际冲突中具有防止来自他人不可接受伤害的元伦理学功能的基础,而且也间接地影响到“人权”要求在人际冲突中尊重每个人正当权益的规范伦理学内涵.西方哲学忽视了三者之间的微妙异同,导致了某些严重的理论扭曲,尤其是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三者在不同层面上具有的普适性意蕴.     

论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观念,不管在我国近代刑事法律中,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法律中,都有肯定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若能为我国目前刑法的量刑理论所接受,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一个台阶,因此,应当肯定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探讨容隐权的设立、亲属的范围等相关问题.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