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从邻避冲突案例看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平台迁移":社交媒体用户大规模地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渠道、方式和影响也随之变化。我国网络动员平台迁移折射出规律性特征,互联网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包含冲突发起、冲突扩展、政府管理、平台支撑四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以"邻避冲突"领域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别通过论坛、微博与微信进行网络动员,发生显著"平台迁移"。当前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呈以下态势: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议题变窄,集体行动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次化解更难;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移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特征与发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到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关的经典研究通常从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与结构、动员话语和文化等方面展开。当前,集体行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移动互联网改变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结构,导致了集体行动形式的丰富和多元化,修正了行动的经典逻辑。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和多样的素材。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可以扩展经典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解释模型。     

试析当代政治伊斯兰的生成机制——一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

依据当今兴起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作为抗争性集体行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绝不单纯是危机环境与怨恨现象相结合的自然衍生物,而是宗教政治反对派在危机环境中借助宗教的途径和载体,通过利用机会、汲取资源、强化组织、整合框架而形成的产物。通过详尽考察当代政治伊斯兰的生成机制,可以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提供一个新范式。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制阐释

互联网业已成为群体行动的舆论平台和发生渠道,通过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的供给与共识解读及建构,促使网络社会运动的专业化与草根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以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框架建构等理论范式为研究框架,分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行动的互动与平衡,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并探索促使其有效发生的制度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虚拟与现实的互动：网络政治文化的社会作用机理

网络政治文化缘起于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间的相互关系：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现实政治的真实与戏剧化反映;形成于网络形式虚拟到文化主观虚拟再到现实政治的转化。互联网开放式结构特点不仅解决了信息传播渠道问题,而且消除个体意识上升为集体行动的制约条件,催化了网络群体性爆发,促成大众政治社会兴起和成长,逐渐改变了原有封闭和程式化的政治生态环境,推动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     

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

中国当前正处在体制快速转轨、社会快速转型的急剧变迁和发展时期,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正成为转型时期逐渐显现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事件的触发根源。直面和解决中国快速转型时期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对于群体事件,结构功能学派的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即从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的产生、集体行动的诱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六个累加的流程来分析群体冲突,为我们全面掌握由于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而引发的群体冲突的发生机理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诠释框架,也为我们直面当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管理实践必须解决的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政治传播中微博动员的作用机理

微博是当今政治传播中适用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其发生机理源于微博自身的传播特征在政治传播中的有机运用.微博动员的行动逻辑是:引导、组织与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唤起大众采取一致行动.微博动员的目标必须通过沟通达成,对话是沟通得以实现的手段.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与体制性供给路径

按照"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组织化模式-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共同效能"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探寻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发现防护型集体行动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这一互构性是通过"社会结构、历史秩序和行为主体选择"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比较分析当代中国乡村组织中"边缘落后村"和"近郊卫星村"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秩序,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下,分别基于行为主体"结构-功能"的差异化选择,形成了"能人主导型"和"行政赋能型"两类集体行动的逻辑。前者体现为本土化的能人凭借个体化的社会资本与紧密型村落文化的结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后者则是经由具备政治资源的"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制度化政策资源的输入与离散型村落文化的整合,达成集体行动的逻辑。二者关于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都是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存在为前提。构建应急化治理与常态化治理互动融合进程中防护型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需要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离的治理语境,立足于"党-国家-社会"的治理范式。在现实性上,这体现为以政党整合为基础,补足"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体制性供给路径。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试论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等学校是全社会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场所,随着电脑网络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高等教育,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课题。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的网络化必然会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列主义理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而推动其理论不断发展的正是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更多更新的知识和事实材料,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大量的鲜活素材,进而不断为思想政治教…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论社会动员的实现路径

社会动员是以思想动员为核心,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推动社会实践发展、实现重要社会目标、完成重大社会任务的过程。只有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需求,遵循社会动员从自发到自觉、从思想到行动、从个体到群体、从领袖到群众、从经济到政治的正确路径,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动员,提高社会动员的有效性。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