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朱子《家礼》是继儒家《仪礼》之后影响古代社会生活最大的一部礼书。它的内容和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包括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发展、道德继承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考论

唐宋变革之际,中国古代刑讯迈向制度化并日渐完善。其间,刑讯制度经历了由唐、五代入宋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刑讯制度表达上,唐宋刑讯工具规格、刑讯程序条件、对象条件、限制条件及司法官非法刑讯责任制等皆历经传承演变。在刑讯实践与观念方面,唐宋刑讯实践呈现出与制度表达相背离或契合的多维面向,刑讯观念亦悄然变化。刑讯制度表达的传承演变、实践的多维面向和刑讯观念的变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的独特图景,这从细微层面反映出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历程。     

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初探

唐朝创立御史台三院制、御史六察制,宋朝御史台三院出现合并趋势、六察制发展;唐朝谏官隶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宋朝谏官逐渐脱离中书省和门下省;唐朝御史、谏官职掌分明,宋朝出现了台谏合一;唐朝门下省主封驳,宋朝给事中地位提高,逐渐脱离门下省。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这些变迁对元明清各朝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唐宋贬谪诗的发展嬗变与特点

唐宋两代诗家辈出,诗歌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同时受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贬谪诗歌勃然兴起。但是,唐宋两朝的贬谪诗歌风格迥异,前者悲凉郁愤,后者则多反映出诗人在逆境中走向超然的心态。该文试就唐宋贬谪诗人与贬谪文学创作的情形加以论述,考察唐宋诗较少为人涉及的一个方面。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论唐宋词的“娱乐至上”精神

作为当时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流行歌曲,唐宋词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娱乐至上"精神。不可否认,"娱乐至上"精神根植于消费文化的土壤中,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艺术向商业社会和大众审美趣味的谄媚和盲从。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唐宋词"娱乐至上"的精神也凸显了宋人对文艺本质特征的重新认识和再发掘,同时,宋人对曲子词娱乐功能的重视,又体现出个人主体价值的提升和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     

论《新唐书》古文家传记书写与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关系

《新唐书》以萧颖士为中心形成了早期古文家的传承谱系.它以较大篇幅叙述萧颖士的古文理念,通过采摭文章、叙述观点、文学史观等几个方面来展开材料的组织,确立了萧颖士作为早期古文家的领袖地位.在传记文中,宋祁不仅书写传主所具有的儒者情怀,尽显其品格之高尚与忧国许身之执着,还继续对萧颖士“为人师”的接受效应、论文论道观念细细道来.在涉及到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传记时,宋祁又以思想的纯粹性作为标准形成文本,“古文”的因素在以政治家为主体身份的传记文本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因素集合起来,渐次显现出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轨迹.     

试论唐宋时期的茶叶生产形态

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以茶业为代表的商品性农业迅速崛起。茶业成为唐宋农业、手工业的新兴产业,而且是最具活力、最有生机、最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产业。从事茶叶生产的除了兼营茶业的农户外,主要是茶园户,他们是茶叶生产的专业户,往往自己经营茶园或采取租佃、雇工经营的方式。此外,还有寺院茶园和国有茶园。唐宋茶业经济的发展,力量的壮大,与南方茶区广大农户的辛勤劳作是分不开的。     

唐宋进士同年会述略

同年会即指隋唐以来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朝廷在发榜后组织的由全体新及第者参加的庆祝活动及各种私人聚会.由于进士科乃科举时代最重要的科目,同年会主要指同榜进士间的聚会.同年会既是新科进士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们日后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主要平台,因而是古代士流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