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

对古希腊文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他不仅翻译、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古诗、戏剧、寓言和修辞学等著作,还通过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认识和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在批判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鉴别,以期实现国民文化和素质的改造.     

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之间——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一种考察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带有思想启蒙色彩,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启蒙问题上,他抓住启蒙的切入点———"个人"立论,与文学性质的个人化契合。周作人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尊重艺术本性。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这一基本问题上,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为全面理解其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当下倡导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坚守文学性等问题具有启发性。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独具见识的英国文学史叙述——对《世界文学史》“英国文学”的认识

《世界文学史》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学史,其中的19世纪英国文学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全方位、多维度、大篇幅、整体性的文学史实叙述与作家作品分析,让我们见识了俄罗斯学者的开阔眼光与博大胸怀,以及对于作家作品与文学历史的真正认识,对于我们以后的文学史编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为文学史叙述方式的改进与文学史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观念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文学史、文学与历史的话语重构——陈平原学案研究之二

如所周知，重写文学史的事情，从海外到海内嚷嚷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多年了。意味深长的是，加入嚷嚷队伍的人中却并未见到重写得像样点的文学史之一或之二，而从未见参加嚷嚷的陈平原，却早已埋头理出了让人叹服的文学史重构若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陈平原并不像那些嚷嚷者大多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厚积薄发，并从未游离于二十多年前他自己即已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大概念。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与社会关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呈现出三种方式：“底层”被视为待启蒙的对象．“底层”被作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底层”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和推进革命的主体。这三种方式的交织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发展脉络之一。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周作人的“十字街头的塔”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

1925年2月周作人发表《十字街头的塔》,反映了他对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的双重不满。"十字街头的塔"的选择,在客观上滥觞了"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截然对立的话语方式,是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1930年代不同政治、思想文化倾向的文学,几乎相一致运用这一话语方式的根源之一;同时这也为学院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或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斗争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儒家"善"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欲望叙述--以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追求现代性的文学,虽然社会主流思潮对儒家文化持激烈的反叛态度,但并不能阻止后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渗透和进入。在对周作人、王润滋、陈忠实三个典型个案的分析中,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借用儒家“善”的思想对欲望进行了再叙述,他们运用“中庸”来对“善”重新设置,同时还通过“良心”和“修身”的重新叙述来对“欲望”进行话语转移,从而达到影响中国人的欲望选择的目的。     

对“自由”的误解与周作人的人生悲剧

周作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现实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对自由与正义的关系相应地存在着深刻的误解 ,这是周作人附敌从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以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为前提 ,对“节”的批判和对作为“节”的重要内涵的“爱国”的否定 ,是周作人附敌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