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权三论

辩护权的特征不只是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实 际上它具有更广泛的特征,即普遍与至上性、“准公权性”、内容多样性、辩护权行使的二 元分立性;辩护权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且离不开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 国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要切实保障辩护权,建立与国际通例相适应的辩护制度,确 立沉默权制度和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利与法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法和法律作为两个概念来使用。法是社会关系客观规则的政治观念化;法律是经过制定和认可的、外在于人们的具体行为规则。法权关系、权利关系都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每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法权关系和权利关系。法律不仅是对秩序的追求,法律更应当是社会启动器。法律应当通过对权利界限的明确划分和权利关系的有效调整,不断启动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法律的最高社会价值。     

妇女土地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市场化的制度架构与政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流失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现阶段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因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妇女地权的界定上,法律赋予了妇女土地权利,并倾向于保障其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习俗却是要求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土地,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减弱了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力度.妇女土地产权界定的特殊性及产权保护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性.     

略谈我国的辩护制度

所谓“辩护权”,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国家赋予被告人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解、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一种诉讼权利.在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是根本没有什么辩护权的.只是到了一八四○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知识逐步输入,清朝统治者才第一次在一些法律中提到了“辩护权”,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虽然也有律师,但那也只是为地主买办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对于维护被告人权利及死刑程序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但相关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更深入的诉讼化改造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明确法律援助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并建立死刑复核阶段的程序制裁机制。     

论我国教育法律的完善

教育法律是教育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我国的教育法律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教育法律的完善是一项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工作,总结与反思三十余年我国教育立法的经验与不足,教育法律的完善应当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增强教育法律用语的确定性;教育法律权利不仅要实体赋权,更要有程序保障;明确教育法律责任的归属、设定与追究;在保证教育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不压抑教育法律"求变"的本性.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西藏的体现与保障——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五周年

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仅得到政策的支持,而且得到法制的保障,既有国家层面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确认,又有地方法规的细化与保障。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都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本文根据相关民族宗教政策法律,联系西藏具体实际,为进一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对西藏今后的宗教工作做出思考。     

论基本权利的受益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公民基本权利的受益权能,随着国家对社会积极保障的增加而凸显.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社会权、政治参与权等以受益权能为主的权利之确认,不仅应课与国家公权主体以这些权利作为客观法所要求的积极保护义务,更应课与国家以这些权利作为真正的权利所要求的积极给付义务.这要求,在基本社会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宪法确认以受益权能为主的基本权利的条款,应尽量明确具体,在课以国家立法机关积极保护义务的同时,也尽量课以明确的积极给付义务.惟有如此,公民权利针对国家公权主体的受益权能才能得到根本的确认和保障.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企业生态责任

企业作为经济领域的主体,应当改变其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肇事者的身份,在享有利用和处置社会共有自然资源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生态责任,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培育企业的生态责任,不仅需要社会施以经济、法律等外在的强制力,也需要通过企业生态文化建设形成内在的动力.     

从实体到程序:劳动者实体权利的程序救济

劳动法中的实体权利应当有配套的救济程序作为保障。在劳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处理好劳动程序与劳动实体权利的关系,并确立以保护劳动者实体权利为基点,依照程序公正、程序刚性、程序内在协调性的原则建立对应和配套的法律救济程序。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与构想

随着近年来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兴起,各国日益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心由保护被告人权利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与权利享有不相称的尴尬局面,因而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通过法律的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是现代法的功能取向,通过法律的权利保障就是通过法律的权利确认、义务承担和责任的追究机制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的法律保障包括权利的形式保障、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三种类型。权利保障是现代法律运作与发展的轴心,现代法律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权利保障的历史。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障

住房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通过考察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住房权的含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进行阐释.住房权的保障主要依赖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这正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豁免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定公布,成为牵动数万律师神经的热点话题。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面临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建立健全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特别是执业豁免权等权利,将是对刑事辩护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刑事诉讼中的律师执业豁免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一种延伸,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应当赋予律师一项重要内容。     

试论公用征收制度的宪法基础

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我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所必然萌生的一种政治情感。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以前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又存在着值得改进之处。宪法规定公用征收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普通法律构建具体的公用征收关系预设了抽象的原理和模型,更重要的是它应当为公民直接依据宪法请求公平补偿提供可能。     

论被告人权益保障的平等性——从被告人的着装、发型、戴械具谈起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被告人能否根据个人意愿着装、选择发型,使用警用械具是案件的需要还是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司法理念下有不同的诠释,在当今尊重和保障被告人人权日益成为司法界共识的条件下,如果因司法人员不具备现代人权保障观念,仍按以往做法对待被告人,而有些司法人员则按现代人权理念重新审视以往习惯做法并自觉的改变,难免在实践中出现被告人权益保障的不平等.为了消除因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差异造成被告人权益事实上的不平等,既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约束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践行,也需要在学术研讨中深入挖掘与其相关的文化底蕴,为司法人员自觉尊重和保障被告人权利提供理性支持.     

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拟对我国的立法选择加以分析.     

论防卫权的本质及其特征

防卫权是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为使自己、他人、公共及国家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急迫的不法侵害,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实施时而对不法侵害者进行有效反击的权利。防卫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定的权利,是社会合法权利在特别情形下得以及时救济的一种特别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有益行为。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防卫权必须具有取得的合法性、目的的正当性、客观的社会排害性及其实施的限制性。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时代也不断地升级变迁,日趋多变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犯罪形势对刑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强化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不仅是打击侵犯网络传播犯罪的需要,也是网络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新的网络时代,应选择适宜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加强刑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刑法应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焦虑” 

互联网迅猛发展致使声势浩大的大数据时代骤然降临,在社会尚未变更新理念和确立相关制度之前, 如何保护数字版权凸显出较为纷扰的司法困境?与传统的著作权相比,刑法在此类问题上的规定乏善可陈, 保护范围的局限未能使数字版权得到应有的重视,网络信息传播权保护缺失未能突破以传统复制权为中心的窠臼,主观营利目的的局限导致大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难以得到制裁?因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变更立法?保护理念?完善罪名的相关内容成为刑法应对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