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太原·晋阳的来历与变迁

“太原”之名,早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但它是指古冀州晋南这一广袤的地区,而非专指某一城市。最早的“晋阳”城,是晋国正卿赵简子（赵鞅）于春秋末,即公元前497年以前,在今山西永济蒲州城遗址东南方古蒲坂建立的城防。晋人统一山西北方后,才把太原之名移植到古并州地域,把晋阳城搬迁、新建到晋中。因有此渊源及延续关系,所以,晋中晋阳（太原）的建城史,亦应从公元前497年以前算起。     

子犯编钟铭文“西之六师”试解

关于子犯编钟铭文中的"西之六师"作何解释,在学界一直悬而未决.李学勤先生认为"西"指的就是晋国,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铭文中的"西之六师"就是指晋国上中下三军,之所以这样称呼,与晋国的军制特点有关.     

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文学意义及特征演变

关于诗、赋的早期群体性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赋诗与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并在活动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学意义。春秋赋诗的诗学意义,主要体现在赋诗统一于燕礼、取诗之义与赋诗者之义同类以及赋诗与舞相合、已志与国志合一、观志与言志相符、风雅氛围的营造等。西汉赋家群体活动的赋学意义,在汉初藩国群体中表现为激发赋家的创作热情、形成赋作的统一风貌;武、宣时期,体现在赋家才能与技能得到施展、赋作质量与数量得以提升、对赋作评选标准的讨论、汉赋理论的提出、汉赋政治职能的强化等。从春秋赋诗到西汉赋家群体活动,其特征演变主要表现在政治性向娱乐性转变、礼仪化向日常化转变、主体参与性加强等三方面。     

从用《诗》看孔孟诗教

《诗》在先秦得到广泛的应用与传播。春秋时期,赋诗之风兴盛。进入战国,诸侯争霸,周王室丧失了天下宗主的地位,朝聘、盟会等活动不得不终止,"赋诗之风"这种文化现象失去了发挥原有作用的社会条件,用诗之风在诸子尤其是在儒家著书立说中得以继续。本文将从用《诗》的角度分析孟子对孔子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荀氏家族与晋国霸业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国家,在大国争霸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荀氏作为晋国的大卿族,与晋国霸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国与狄、楚、齐的斗争中,都可看到荀氏家族活动的踪迹,荀氏为晋国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 --从王维到苏轼

中国诗歌史上,就儒道释三家与自然山水的亲和程度考稽,当以释家为深,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自魏晋诗人"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始,到王维"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直到诉诸"才学”、"文字”、"议论”的苏轼止,其诗作之所以仍令千载以下的读者动心、动容,就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的自然和传达、表现得自然.王维与自然的"同一”状态,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追攀者认真的"炼饰”、"必须用力”的结果,是后期唐诗的日益人造化.苏轼的"用力”甚或"费力”,则从整体上转换了方式,其善喻、长于状物,亦成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因而苏诗之于王诗,是一种"诗心”的回归,一种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所谓"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也正基于此.     

姚孝锡诗歌情感探微

姚孝锡是由宋入金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其传世的诗歌虽仅有30余首,但都属于明性见情之作。他的诗作具有多元化的情感意蕴：一是萦绕心头的故国之思,二是似水流年的孤独情怀,三是优游人生的冲淡心境。这些数量不多却包孕诸多情感的诗歌,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金初＂借才异代＂时期滞金文人诗中多抒发内心激愤不平之气的单一风貌,同时也为金中期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试论两宋游仙诗的发展及类型

宋代承续着历代以来的游仙诗传统,其游仙诗的创作依然很活跃,但宋代的文学焦点都在宋词上,因此游仙诗处于诗坛的边缘位置,不为社会所重视。因社会崇道风气的兴盛以及诗坛主流风格的影响,宋代游仙诗还是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三教思想进一步融合,与政治关系更加紧密。就宋代游仙诗的题材分析,大致可以分四种类型。两宋游仙诗的这些特点都较魏晋六朝及唐代的游仙诗更具现实意义。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美感意识之比较

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中所体现出的美感意识上的差别及其成因。文中以王维和华兹华斯的诗为代表作比较并指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审美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国诗歌创作因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妙悟说"的影响,强调形象的直觉体验,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当时理性思潮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诗歌中时刻流露出对主客观之间的分裂竭力加以弥补的痕迹。     

辽金元诗经纬

辽金元三朝诗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中国韵体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显示了独特的风貌和魅力,有一定的历史贡献。辽诗以圣宗即位为断,分为前后二期。金诗经历了前、中、后三个发展时期,尤以金、元易代之际为繁盛,出现了彪炳千载的艺术大师元好问。元诗发展大体与蒙古统一北方、统一全国和元明鼎革的历史进程相对应。早期的北方诗人群、一统后的元诗四家、衔接中、后二期的萨都剌和易代之际铁崖诗派领袖杨维桢等一大批诗人是镶嵌于元诗史上的明珠。元诗为题画诗、边塞诗、竹枝词、宫词、奁体诗、咏物诗等部类都提供了新的基质。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也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乱世之低吟 盛世之战歌——魏晋田园诗与盛唐边塞诗之比较

从时代、诗人、诗风等视角对魏晋“田园诗”和盛唐“边塞诗”进行了比较,认为田园诗是魏晋“乱离之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儒士无奈的悄声低吟,边塞诗是唐代“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战士”高亢的战歌;前者是苟身全性的消极逃遁而后者是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是盛唐精神的典型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他们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归来者"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好像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朦胧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生活、评价生活,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