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孔子放郑声”注疏考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一语出自《论语·阳货篇》。孔子之所以“恶郑声”,原因盖出于“郑声”乱了“雅乐”,所以孔子对其弟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这段话原本说得十分清楚,然而,自汉唐而宋,围绕“郑声”与“郑声淫”一直争讼不断。     

“郑声淫”辨

自从孔老夫子说了“放郑声”、“郑声淫” 以后,《诗经》中的《郑风》就遭了厄运。几千年中,人们把它目为“淫诗”而对它侧目而视。 《礼记·乐记》便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到了《毛诗序》,更在“乱世”、“淫”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不过,《毛诗序》虽然指斥郑国淫风盛行,但它并没有把《诗经》中的《郑风》指为“淫诗”而加以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刺淫”作品加以肯定的。     

“郑声淫”与孔子说《诗》

<正> 在《诗》学史上,有一个众说纷纭、始终未得到澄清的问题,即所谓“郑声淫”。第一次明确指责“郑声”的是孔子。孔子之后,踵武而来的许多《诗经》学家从不同角度蹈厉发扬着孔子的论断。在宋代,“郑声淫”的问题变得格外严重了。朱熹以近乎现代统计学的方法证明了“郑声”确实是“淫”,从而对孔子称誉《诗经》“思无邪”的话起了疑心。但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否定孔子的名言,于是转而对“思无邪”一语作了匠心独运的阐释,以使“思无邪”与“郑声淫”不至于矛盾到难以并存的程度。朱熹弟子王柏在“郑声淫”的问题上继承乃师见地而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删除“郑卫淫诗”的激烈主张。在现代,“郑声淫”的问题也多少困扰着一代《诗经》学者,尽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之古代的人们减弱了不少。笔者此文,意欲回顾这一《诗》学史上的公案,贡献一份拙见,以就正方家。     

且谈“厚舌苔”

鲁迅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曾经说过:对于厨司制做的美菜,有人偏偏品评为坏,厨司便可怀疑他有“嗜痴之癖”,而且“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看如今,王张江姚“四人帮”,对于《创业》、《园丁之歌》、《万水千山》等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横加指责,大骂不绝,不正是因为他们害着“热病”,长了“厚舌苔”么? “厚舌苔”者,古今皆有之。古之孔老二,舌苔之厚,可谓甚矣。不是么?“郑声”明明是反映新兴力量要求的新兴之乐,他却斥之为“乱世之音”,大骂“郑声淫”,叫嚷要“放郑声”,妄图将其放逐,消灭。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郑声

集注谓是［郑国之音］,据溱洧诗言之,而谓郑诗淫者十九,举叔段、忽、突及优乱、刺学校之诗染指之为淫,而尽废古序,以微此文之说．按郑之为国,在雍州之域,今汉中之南郑世．桓公谋迁于虢、桧之墟,而复蒙郑号．然则风、气之淫者故郑乎？新郑乎？卫居沫土,滨河沃衍,有纣之遗风,是故桑间濮上,靡靡之音以作．雍州水土重厚,周京之故壤;抬地狭而多忧,有宗周之感;既皆民无建习．桓、武、庄、厉,亟战贪利,共叔内江,五子交争,晋、楚寻兵,辛苦垫隘,淫声其暇作乎？盖雅,正也;郑,邪也。医书以病声之不正者为郑声,么哇儒书而不可…     

“郑风淫”的形成与春秋郑国战略地缘关系——“郑风”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郑国处于天下之中的战略地缘位置.发达的商业、频发的战争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交融,催生并强化了郑地娱乐社会心理,使得《诗·郑风》等艺术形式超越了原来的艺术规范,具有“淫”的特色和超越节度之意.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春秋时期郑国礼乐文化与国家礼制冲突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地方诸侯国日益强大,维护其统治的礼乐制度不断被破坏和违背,以郑音为代表的新乐挑战旧乐,即是此时期变革的一个缩影。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域文化快速发展,与周王朝国家礼制的要求产生冲突,郑音的形成与流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郑声是孔子对郑音的贬斥性的称谓,目的是为恢复周礼及周乐。孔子独斥于郑国,乃是因为郑国与周王室血缘关系更亲近,带有树立典型,匡正礼仪规范,警醒世人的目的。     

论殷商巫风与祭祀乐舞的文化底蕴

神” ,既说明其具有殷商祭祀乐舞的典型特点 ,也从侧面道出殷商祭祀乐舞出神入化、感天动地、销魂夺魄的艺术魅力。可见殷纣王当年命师涓创作之新淫声 ,流风遗韵感染后代之深。但此新声当是全面吸收殷商传统巫风和师涓等乐师创作乐曲遗韵相结合的产物 ,而非新淫声之机械的翻版。这也可以从周人的态度得到佐证。值得注意的是 ,周族反对殷商的母权制遗风 ,却并不反对殷商的祭祀乐舞 ,周武王列举殷纣王六大罪状 ,第二条就是“昏弃厥肆祀弗答”(《尚书·周书·牧誓》)意思是说 ,殷人祭祀得还不够 ,“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的“巫风” ,还应继续流…     

淫祀之禁与汉代地方社会

汉代淫祀之风盛行,对汉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禁绝淫祀.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沿袭有其自身规律,加之其与地方社会有着利益上的纠缠及难以逾越的时代藩篱等因素造成两汉淫祀屡禁不绝.     

中国古代美学观念钩沉二题

本文一是论述“风” ,是中国先人因触觉感受而生发的审美观念 ,由《周易》、宋玉《风赋》及以后由“风”构成有“风采”、“风韵”等审美话语可证之 ,流传到日本而形成日本歌论的“风的美学”。二是论述“音”不同于“声” ,“声成文 ,谓之音” ,具有美的意义 ,“音”因情而美 ,是形成“乐”的主要因素 ;“章”与“音”相关联 ,是由听觉美感而来 ,“声一无听” ,“六鼓四金”之音 ,可能是“章”字构成之由 ;“章”本义即音声之美 ,后又引申有色彩美、美之“彰显”等义 ,“文章”一词 ,即是合形色美与音声美而成。     

郑国的都城与疆域

西周末期,郑桓公友以王室司徒的身份强占了河洛之东的郐、虢二国共十邑之地,建立郑国.郑国有国都新郑,别都栎.国都新郑内有宗庙和宫殿,城墙有5座城门.郑国以新郑为中心进行扩张,成为春秋前期雄踞中原的重要诸侯国.     

《诗经·邶风·击鼓》本事新证

在辨析前人对《诗经.邶风.击鼓》本事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重点考察了“平”字的用法,认为“平”在此诗为“联合”之义;其次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考察了鲁隐公四年卫国“城漕”的可能性。由此认为,《击鼓》产生的本事是: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宋、陈等诸侯第二次讨伐郑国。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一诗学之影响于宋代词学,最突出表现在以诗言志歌咏言的古老观念说明词的起源和产生。张侃说:“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合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歌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自、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调〕、〔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张氏论“乐府”词之起源,忽略了古赓歌与今曲子的区别,谓其源远流长,萌芽于虞舜之时,其尊体探本之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