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内部分化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5年我国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和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等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农民;城镇化有助于壮大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会加剧农民内部收入增长的分化。在此基础上,从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不断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增长分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等视角,提出实现农民收入协同增长的对策。     

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基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分性

厘清农业机械化在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路径及效应,对于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踏车理论、中介效应理论,选取中国25个农业大省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产品价格、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规模、粮食生产效率在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农产品价格的中介路径影响农民收入。其中,生产环节农机通过阻碍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减少;加工环节农机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提升,通过提升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农业收入增加。提出调整农机装备结构,加大生产环节农机补贴力度、加强加工环节农机技术推广是有效推进农业高质高效的重要路径。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延安农民持续增收的影响及对策

受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延安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涉油收入、退耕还林补贴收入以及转移支付收入的增收难度普遍加大。但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给延安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带来了政策机遇、培训机遇和创业机遇。抢抓机遇,应对挑战,促进延安农民持续增收拟采取以下对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农业增产增收;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加大后续产业培育力度,降低石油工业一业独大带来的风险;加快城镇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减农增收和进城增收两大效果;借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     

农作物生产专业化、技术效率与农户种植收入

基于湖北省86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种植业技术效率-农户种植收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平均和异质性影响,以及种植业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的“大国小农”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转向农作物生产专业化为其收入增加提供了新的路径;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分位点农户、山区农户的农业增收效应更强;农作物生产专业化对农户种植收入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用于种植业技术效率施加的,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占到34.99%。因此,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广大农户由传统“小而全”的“多样化小农”转变为“专业化小农”,并注重技术效率在收入增长中的助推作用,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农作物生产专业化的农业增收效果。     

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农业保险、农业信贷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19年山东省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农业信贷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农业保险的农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农业信贷在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所以,为了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要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制度体系,畅通"银保互动"和农村金融收入效应的传导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

基于2018年京津冀蔬菜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OLS、QR与3SLS法分析了信息化影响农民增收的信息要素差异与个人禀赋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信息基础投入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没有增收效应，且二者没有交互作用。就不同收入阶层农户而言，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对高农业收入农户均有增收效应，但二者存在替代效应；信息基础投入对低农业收入农户没有增收效应，信息技术采纳则有减收效应，但二者存在互补效应。相较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匮乏的农户，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信息基础投入与信息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     

电商技术、动态能力与小农户增收

电商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成为推动小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基于陕南地区实地调研数据,使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电商技术对小农户增收的影响,利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小农户电商技术采纳增收情况的异质性,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剖析电商技术采纳促进小农户收入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商技术采纳对小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呈波动变化;电商技术采纳能够有效缩小小农户收入的不平衡性,这种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电商技术通过提高小农户的动态能力促进其收入增加,通过提高知识获取能力、整合利用能力缩小小农户收入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对电商技术采纳的重视程度、提升小农户动态能力等举措来增加小农户收入、促进收入均衡等对策建议。     

农村气候变化减缓投资增收效应的非对称性协整关系研究

基于中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借助非对称协整模型,分析气候减缓资金与农户增收之间的相互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短期内减缓资金的投入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是单向的。非对称协整检验的结果发现:同样大小但方向相反的减缓投入冲击对农户收入影响增幅不同,这种非对称性主要源自减缓资金可有效降低因气候变化而引致的收入波动,对农户增收产生长期效应。而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性、减缓项目可能带来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的有限理性等是引起短期内农户收入由升到降的主要原因。短期和长期的研究结果说明:长期内,政府仍应加大减缓投入规模,但短期仍需通过增加一些辅助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政策变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提高农户的参与度。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发展的影响——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存在着“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但“挤入效应”强于“挤出效应”,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发展;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影响效应强于非粮食主产区。据此提出适当加大农机补贴力度、培育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进入作业服务市场、发展山区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等建议。     

农户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蔬菜种植规模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以山东寿光786户蔬菜种植户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信息素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蔬菜种植规模区间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农户信息素养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且因蔬菜种植规模区间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对蔬菜种植规模超过4.8亩的农户更加明显,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促进信息素养的福利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大农户信息素养培训力度、鼓励规模化经营和创新性生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