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化与地方治理体系创新——“流动人口积分制”的经验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途径,代表了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其核心内容就是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积分制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现实可行的制度探索,在公共资源、城市发展与流动人口个人利益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制度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强。同时,流动人口积分制不仅是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化创新,也是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尝试和重要成果。     

高位推动与基层响应：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以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为例

积分制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究积分制在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可以进一步归纳总结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优化路径。关中西部A村的“积分制”实践表明,积分制在引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主要受到高位推动和基层响应的双重推力,从而使其顺利落地,并逐渐覆盖到乡村治理全过程,据此得出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实现四大转变,即由单一转向多元、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命令转向引导、由共建转向共享,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江市为研究区域

在全球老龄化现象呈递增式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探究影响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效应,以晋江市H村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为研究背景,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面子观念和积分制政策感知3个维度来探究决定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意愿的因素。结果证明:“农村社区治理责任感知”不仅对“参与意愿”有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间接影响“积分制政策感知”对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起推动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政策公开公示机制、深入宣传政策细则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制度等措施,以此来激励低龄老年人参与积分制的意愿。     

积极探索农村垃圾治理的法治化道路

目的/意义农村疫情防控基础薄弱,难点多,农村垃圾问题对人的健康的危害力越来越明显,对于农村经济的阻碍作用很大。疫情防控背景下农村垃圾问题有效处理关系到新农村的建设,进一步影响着农村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疫情防控背景下农村垃圾处理问题,采用文献研究法,对与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有关的35篇CSSCI来源期刊中的论文进行研究。结论/发现学界对于我国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停留在较为“表面的认识”,然而学者们多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政府和村民个体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和第三方主体的作用,另外对于国外优秀经验的借鉴与学习也存在不足。因此,充分把握农村垃圾处理的生成机理、处理体系和治理模式,能够较为全面地发现当下农村垃圾处理中的问题。未来应当要着重关注政府、村民、市场以及第三方主体等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作用,从而有效解决农村垃圾问题。     

从腐败生成的内在机理入手治理腐败

腐败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必须坚决治理。揭示腐败生成的内在机理应从腐败产生的三要素即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入手考察。腐败并不是我国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 ,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因此 ,不仅在转型期 ,而且在转型后 ,都应时时提防腐败的产生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供电公司基于积分制的班组绩效管理与实践

班组作为电力企业的基本组成单元,各项工作都需要班组来实现实施。因此班组的工作效率决定了电力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直接影响到了电力企业的效益与服务形象。本文主要针对电力企业的积分制绩效管理在班组中的实践情况进行阐述,以求逐步提高我国电力企业的整体工作水平。     

通过组织的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农村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

引入文化治理的概念,以老年人协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村落社区治理中的机制与功能。研究发现,老年人协会在实践中孕育了契约主义文化,为村庄权威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社区文化网络的支撑,并提高了农民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参与度,增强了农民的社区认同感。老年人协会滋养了社区的公共性,恢复了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缓解了农民的焦虑感,使农民得以找到生命的归属感和行为表达的制度化依据,有利于维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的秩序稳定。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欧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基于媒介治理的考察

欧洲既是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发源地,又是区域性超国家治理的先驱。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超国家治理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作为欧洲一体化成果标志的欧盟,其超国家治理不仅在于高阶政治领域,而且在低阶政治领域得到了深化。以广播电视视听产业为代表的媒介领域的超国家治理典型地反映了欧盟的超国家治理特性,却在既有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媒介治理领域的考察,解析欧盟对广播电视视听产业超国家治理的目标缘起、机构安排和功能发挥,以深入的案例研究探究欧盟的超国家治理、尤其是在低阶政治领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解读

城市的扩张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通道依然不畅。在回顾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进行解读,认为积分制管理是实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思路。最后对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城市化战略及健康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反思。     

基于熵值法的工作积分制考核标准设计

工作积分制考核能够正向激励员工,提高员工积极性。但在企业实践中,工作积分制容易出现积分标准不公平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将计分标准制定的每个过程进行规范,选择适合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构建了绩效积分标准设计模型,以确保积分标准的公平,并给出了测算实例。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评估与精细化治理路径——对华东三省市农村的调查与反思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衡量,农村社会治理绩效可以在公共性、社会性和有效性三个维度上展开。以此为据,在华东三省市开展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着公共性分化、社会性依附和有效性非均衡等现象。基本判断是,国家大政方针得以贯彻落实,但同时存在治理弱点和盲区;在治理格局上,“强政府弱社会”格局没有改善,存在多重依附现象;在治理能力上,农村自主治理的可提升空间十分巨大。基于此,研究提出的建构性主张是:以问题为导向,实施精细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