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能地方绿色治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能地方绿色治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的解释。本文将赋能视为一种行动能力的建构过程,并从权威、资源和话语正当性三个维度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典型督察整改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赋能地方治理的绿色转型：一是以党政责任的重构延展环境治理中的正式权威;二是以政策注意力的再分配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三是以策略性的沟通与传播实践建构话语正当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环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也有力地激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大环保”治理格局的形成。因而,中央环保督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式治理”,而是对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重构。深入挖掘环保督察赋能下的地方整改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     

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一项重要类型,专项督察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较为明显,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督察结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效应;严厉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与透明及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中央环保专项督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整改的重要因素。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地方政府政策工具组合何以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基于32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地方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组合促进地理标志品牌提升,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方式。根据中国32个地方地理标志品牌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工具组合实现地理标志品牌的提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存在四种显著政策工具组合路径。其中,制定规划政策工具是提升地理标志品牌的必要核心条件,公共服务和推介宣传政策工具多以反向形式或缺席状态存在,而同时采用制定规划、法律保护政策工具对于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具有较高推动力。通过对地理标志品牌提升的政策工具组合研究,为地方政府促进区域地理标志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生态环境正义的长江经济带环保问责机制创新

环境正义理论已发展成为生态环境正义理论,涵括生态环境的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三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生态环境正义是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的主体基础、运行保障与目标导向,而问责机制的完善是实现生态环境正义的关键。通过检视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存在的五大短板,提出要创新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应从问责依据法制化、内容明晰化、主体协同化、对象合理化、程序法治化等方面精准着力,以期落实地方政府的生态环保责任、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举措——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综合研究分析了以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之后,提出转化以GDP最大化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打造多元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新面貌,以及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等建议。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而有力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于治理理论,运用案例比较方法,对我国京豫浙川四地的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四地在背景动因、制度建设以及助推力量方面存在相似性,分别为问题倒逼、配以完善的机制体系、多元合力共同推动,但不同地区的创新实践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表现为下沉型、协同型、嵌入型以及融合型四种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既受到理论与现实的外部制约,也受到党组织自身发展的影响,还与社区的发展紧密相关。为此,需要继续加强党组织和社区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抓手进一步创新引领技术,不断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效。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项目属性和过程管理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的影响 ——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旨在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属性、竞争性程度及过程管理的理论视角提炼关键性的条件变量,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典型案例进行影响因素测量检验.研究发现,购买过程中的公开竞争性和实地督导等都是提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效的必要条件.组合原因分析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上述观点,公开竞争性、实地督导和实地绩效评价等条件的不同组合形式都显著地影响了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作用于物的购买服务项目而言,作用于人的服务项目绩效提升对实地督导等过程管理的严密度有着更高的要求.     

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径——从财税法治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谈起

国家治理与法治在主体、目标、方式方面存在共同性决定了治理术意义上的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财税法治作为法治的主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更是有重要担当。具体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财税法治通过有效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界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时应当注意到法治作用的局限性,国家治理需要多种规范的共同作用,是法律道德宗教等共同的事业。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的优化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理论分析

通过对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的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大、效率低、偿债压力大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度参与。提出改革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财政体制、官员升迁体制、现阶段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等对策缩小政府的有形之手。     

中国文化如何有效走出去？ ——基于20个文化走出去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提要]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软引擎”。虽然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什么影响“走出去”、如何有效“走进去”等问题仍亟待探讨和解决。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方法,以20个中国文化走出去案例为样本,结合传播学“5W”理论解释框架提炼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对象等四个条件变量,试图探索这些条件之间的“多向互动”以及不同条件组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1）中国文化有效走出去是多元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受众对象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较为核心的因素;（3）从不同条件的组合效应来看,推动中国文化有效走出去存在媒体驱动型、民间辅助型、内容支撑型三种典型影响路径。新时代,应在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的基础上通过融汇多元主体力量、构建发达的文化内容体系、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建立受众本位的传播策略形成中国文化协同走出去的大格局。     

人才生态视角下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党中央和国务院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鉴于城市是人才汇聚的“洼地”和人才使用的“高地”,对城市人才战略的研究有利于管窥国家人才战略实施的基本状况。同时，人才是城市创造力的价值源泉，也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标志，全国各地党委政府通常都高度重视本地区人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并且也有不少城市在人才争夺中已经取得了竞争优势。探索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科学回答各个城市为什么产生人才吸引力，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各城市产生人才吸引力的内在机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城市人才战略成功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还存在欠缺。为了探索不同城市如何优化城市人才生态以提升人才吸引力的基本模式，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s QCA,fsQCA)对我国32个城市进行探索和研究，具体从组态视角分析我国城市人才生态与人才吸引力的关系，探索性地识别出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选择方案。研究发现：(1)单个人才生态要素并不构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对于提高城市人才吸引力有较为普适的作用。(2)存在4种不同人才生态环境产生高城市人才吸引力...     

何以形成“邻避”或“邻利”——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近年来,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频发,对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极大威胁。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比剖析20个典型的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案例,基于组态视角探求影响事件结果的因素和组合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和风险感知分别是邻避项目停迁和不停迁的必要条件。致使邻避项目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利益受损型、民意不畅型和威信缺失型三种类型,引致邻避项目不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分为公开透明型、权力信任型、利益保障型和服务满意型四种。结合研究结果,从公众参与、法治建设、利益补偿与观念引导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