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

伊朗作为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能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不断壮大,与其独特的对外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波斯民族具有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伊朗的国际战略观是谋求实现独立、成为大国和改变国际秩序的递进式战略;伊朗的外交风格呈现出"第三方外交"、将国家利益包装为意识形态以及商人风格浓郁等特点。伊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战略和政治策略,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     

中东乱局对国际能源的影响

自20世纪后期中东爆发两次石油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加强了油气供应多元化的努力,但中东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重心地治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乱局将长期影响国际石油安全、国际油价稳定以及石油运输,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博弈也将对中东能源流动产生深刻影响。但从总体态势看,中东乱局并未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剧烈动荡,中东地缘政治变化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整体呈下降趋势。这源于中东的全球能源中心地位正逐步下降、国际能源市场日益成熟以及中东冲突并未危及地区主要能源供应国家。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维持了在中东政治和阿以和平进程中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独霸地位的单极格局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美国霸权赖以生存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转而在阿以之间寻求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以色列自"9·11"以来的战略优势期恐将终结。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独霸格局向美、欧、俄、中、印以及伊朗、以色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权力格局的演化,政治优势开始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转换安全观念,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阿以和平进程,实现中东持久和平。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维持了在中东政治和阿以和平进程中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独霸地位的单极格局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美国霸权赖以生存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转而在阿以之间寻求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以色列自9·11以来的战略优势期恐将终结。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独霸格局向美、欧、俄、中、印以及伊朗、以色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权力格局的演化,政治优势开始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转换安全观念,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阿以和平进程,实现中东持久和平。     

中东产油国的油气发展现状（一）

进入新世纪，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巴以冲突升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中东地区形势不稳加上美出兵伊拉克等因素，造成国际油市不稳，风险大增。出于能源安全考虑，一些中东产油国纷纷使出新招，力求在国际油气市场获得先机和主动。     

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北大核心CSSCI

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使全球不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能源价格等方面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和影响。阿拉伯国家虽然在表态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遵循“不选边站队”的中立原则并实施对冲政策。美俄两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阿拉伯民众对于俄罗斯军事行动与西方“双标”的不满以及这场国际危机在战场内外所呈现的僵持局面,都促使阿拉伯国家拒绝去主动追随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在更宏观的维度上,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取向还受到冷战时期经验教训以及数字时代新型大国竞争所带来的观众效应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中间地带”概念在新时期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回归与转型。今后,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新型“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左右逢源”的趋势将进一步凸显,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并成为抵制大国关系重回全面冷战的有力支柱。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美国影响下的俄罗斯与伊朗关系

俄罗斯自视为“世界大国”,伊朗自视为“中东大国”。俄伊关系对中东政治格局具有重大的影响。俄伊两国在经济金融、核能开发、军工装备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对美国关系和中东地缘政治等议题上,仍然存在猜忌和矛盾。自视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与美国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因此在中东事务上,保持着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自视为“中东大国”的伊朗反对外部力量干涉,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影响中东事务。美国的压力和威胁,促成了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多领域合作。然而,俄罗斯和伊朗对美国的认知差异,是俄伊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伊朗核问题与中国中东外交

21世纪以来,伊朗核问题就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问题,并牵动中美关系的神经。受国家利益的影响,中美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博弈十分复杂。直到2013年,美伊关系有了突破,二者结束了长达34年的僵局,展开对话。伊朗核问题的突破进展以及中东复杂的政治剧变,给中国的中东外交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认为,未来十年中,中东地区的主线依然是动荡,中国要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有所担当,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     

中国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冷战结束后,核扩散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中东地区,以色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沙特和伊朗等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核计划,使中东地区建立"无核区"的目标面临挑战。中国积极参与了中东核扩散治理,尤其以伊朗核问题为抓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本文从动因分析、路径选择和机制运用三个层面探讨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核扩散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并以中国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为例,考察上述三个层面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中国以多边斡旋外交为路径参与中东核扩散治理,能源利益、构建大国形象、战略利益和捍卫主权至上外交原则是影响中国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的四个因素,其多边机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核问题会谈机制,其双边机制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和中俄战略磋商机制。     

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西亚北非政治格局变化及其走向

2010年12月在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大规模动荡,延续至今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目前,该地区遇到许多困难:转型国家在此转型过程中步履艰难;伊斯兰势力崛起引发新的矛盾;美国的"新干涉主义"不得人心,其主导中东事务能力下降;恐怖暴力活动有新的发展;固有热点问题仍看不到解决的曙光;中东五大国的博弈影响地区格局。地区动荡和局部冲突将呈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倘若没有西方大国的直接军事干预,爆发地区性战乱的概率也不大。     

中东恐怖主义、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反恐政策

中东反恐斗争是国际反恐中最关键、最具影响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之一。它与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分不开,又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发展、实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直接相关。从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发展和蔓延的轨迹看,中东恐怖主义既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宗教、民族等内部因素,也掺杂着外来侵略、占领、干涉以及地区国家之间领土、资源和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等外部环境因素。中国的反恐政策既出于保护海外利益的需要,也折射了中国独特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     

一战对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导致中东地区出现了长达一百年的冲突与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在解决了东方问题之后,出于一己之私而制造和加剧了当代中东问题,他们挑起阿以矛盾,制造当代中东地区的分裂,阻碍中东各国和人民的民族国家建设,催生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塑造以及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的严重滞后,与一战及之后欧洲列强的殖民分割与统治密不可分。     

黎以冲突过后的中东大棋局

无论是以色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都不过是国际战略格局中的棋子,幕后的真正实力较量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中东拥有绝对战略利益的美国与中东地区大国什叶派世显领袖伊朗。     

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伊拉克战争后沙特与伊朗关系探析

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原有的地缘政治和国家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地区大国沙特和伊朗为了进一步争雄海湾,进而确立自身在中东的话语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和博弈。沙伊关系发展演变围绕六大问题而展开,即沙特国内什叶派问题、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及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问题、黎巴嫩政局和巴以问题、叙利亚内战、沙特军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核问题。双方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以对抗为主、妥协合作为辅的基本特点。由于对抗与妥协的层面及其限度会因时因事而转换,因此为双方关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同时,大国特别是美俄的中东政策也是影响沙伊关系的重要变量。     

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外交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是美苏对抗的重要地区。苏联解体后,综合国力下降的俄罗斯逐渐失去了在中东的影响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大多以"调解人"和"中立者"的角色出现,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俄罗斯在该地区追求的主要目标。随着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加剧,俄罗斯面临的政治、安全环境不断恶化,促使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出现重大转变。俄罗斯力图从中东地区中立的劝和调解者向把握事态发展方向的参与者和塑造者转变。俄罗斯通过与中东国家开展军事外交和联合反恐行动,打破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武力垄断。军事外交成为俄罗斯摆脱政治经济危机、捍卫国家利益的特殊手段,其效果既有助于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又巩固了普京在国内的执政基础。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伊审之间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区域结构性敌对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双方在系统和次系统层面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在此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土耳其采伊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不平静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土耳其衣伊朗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努力克服敌意和不失时机建立合作的倾向。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30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1979～1988年之间的经贸往来扩大,1988～2002年之间敌意和冲突加强,再到2002年至今的全面政治和解与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长期来说充满敌意,但在某些国内外因素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有可能进行和解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关于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的日益增长,中国-中东双边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东石油在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的中东政策面临多重挑战,中国需要重新评估和更加突出中东石油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战略定位,重视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以确保中东石油对中国的长期和稳定供应。此外,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已经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忧虑,引起了中国与美国的能源地缘政治冲突,为此中国的中东政策还必须兼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平衡,寻求中美在中东石油安全和广泛问题上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