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事件的启示

近年来,PX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民众抗议与抵制。其中,"PX剧毒"的谣言传播在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PX事件为例,探讨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对历时六年的PX事件中涉及的谣言传播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PX"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的PX事件中持续出现。在厦门PX事件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滋生了谣言;在大连和宁波PX事件中,谣言经历了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PX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和"PX泄漏"谣言,以及信息的模糊化,令谣言更加难辨真假和追根溯源。     

旅游城市安全风险的游客感知评价及管理研究——以厦门为例

安全的旅游环境是推动城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以厦门作为案例对象,对赴厦门的城市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游客的感知调查数据分析了游客对厦门城市旅游安全状态的评价态度,同时分析了游客对厦门城市旅游安全风险、城市旅游六要素中的安全风险来源环节和风险因素类型的感知强度。根据游客感知所反应的旅游安全需求,研究提出了旅游城市面向游客实施安全风险管理的机制措施。     

环境治理的风险社会学分析

从风险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治理出现难题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科技专家之间的环境风险认知差异。差异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要矫正环境风险认知差异需要科学客观的环境风险测量,但环境风险测量不等于公众对环境风险的可接受性。要真正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还有待于加强多主体间的环境风险沟通。在环境风险沟通中尤其应当提升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效用,形成广泛而有益的环境风险共识,以促进政府与公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及其精准治理

随着“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替代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传统风险沟通向现代风险沟通转变。后发国家在全球化风险和本地化风险双重冲击下,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我国互联网新媒体浪涌式发展,催化了风险沟通主体与互联网新媒体手段产生“粘合”及“轮推作用”,迟滞型风险沟通由此向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嬗变。透过转基因食品风险辩论案例交互机制,发现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存在“局部性突破”和“局部性落差”双重不确定性效果。为此,可通过主动预防型理念、“共同体”结构、“多速整合”机制、“互联网+”手段、政府职能的“五位一体”再造,实现对后迟滞型风险沟通不良后果的精准治理。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基于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研究

西方环境公正理论在系统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证实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平等普遍存在,并强调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并未开展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以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调查为例,探讨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1)与西方一致的是,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环境风险分配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存在重合性。(2)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强调种族、性别、教育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同是,性别、民族和教育均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3)我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表明目前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问题凸显。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整合框架与可能路径

风险沟通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核心能力之一,有效的风险沟通对于风险决策、认知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就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的风险沟通进行了讨论,但只有对风险沟通的复杂过程进行综合性的认识与分析,才有可能将不同学科的贡献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切实改进重大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实践。因此,本文提出一个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控风险沟通的整合性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制定基于证据审查的风险沟通操作计划、增加政府机构的社交媒体网络可见度、更好地沟通不确定性等可能路径进行了讨论。     

社区灾害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与风险的社会放大——基于兰州市住宅社区的实证调查

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居民的风险感知与专家风险评估不一致的现象,即风险的社会放大,不利于灾害风险管理的顺利实施。以风险的社会放大为视角,选取兰州市的四个住宅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构建了风险沟通、社区灾害风险的社会放大、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利用回归分析得出:风险的社会放大并不会直接影响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风险沟通有利于提高公众对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满意度;风险的社会放大会削弱风险沟通对风险管理满意度的积极作用;相较于风险沟通的内容,合适的风险沟通方式对于提升社区灾害风险管理满意度更有效率。     

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论有争议科技决策的风险沟通——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

风险沟通是保证风险决策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关键。从分析风险沟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沟通经验的基础上,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分析我国在有争议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风险沟通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应加强风险沟通意识;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制度化公众参与决策;实行决策过失问责制。     

基于扎根理论的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厦门PX事件这一典型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政府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压制了民众的环境利益所导致的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事件经历了由政府与民众的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民众行动的利益性目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理性沟通平台的构建促进了这种转变。总结出了预防和应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几点启示。     

风险行业的公众沟通与信任建设:以中广核为例

对风险管理机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本文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探讨核电企业如何在信任缺失的社会语境下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在风险沟通实践中,中广核建立短期信任的努力,体现在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等活动营造开放的公众体验,主动展开沟通,以及运用新媒体丰富沟通平台等方式中.而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当然,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被纳入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虑.     

风险沟通理论下突发性灾难事件不同场域传播互动研究——以台风“尼伯特”事件为例

本文基于风险沟通的理论,以突发性灾难事件第一号台风"尼伯特"为个案,通过对其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场域在信息响应、内容结构、公众回应与社会信任等方面的内容分析,探析在两大场域间突发性灾难事件风险沟通的特点、差异,并在风险沟通的视野下对突发性灾难事件在不同场域的传播互动进行多维度的探究。     

基于风险分配的环境风险应对法律机制探究

环境风险分配对于有效应对环境风险和保障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发展进入环境高风险阶段,环境风险在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呈现不公平的分配格局。究其原因,则是中国缺乏一套以风险合理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应对制度。遵循环境风险公平分配的理念要求,中国应从完善重点领域立法,界定环境风险应对的权利与义务,创新环境执法模式,促进环境风险应对成本的内部化,完善环境司法制度,保障环境风险损害得到合理补偿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环境风险应对法律机制,明确界定风险责任,合理分担风险成本,充分补偿风险损失,增强公众风险意识,有效应对环境风险。     

煤炭企业跨区域扩张风险因素分析与防范

初步假设煤炭跨区域扩张的风险因素,在对专家意见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整理出社会环境、建设环境、公共关系多个外部因素以及决策风险、技术装备、安全风险、人力资源等9个内部因素。通过构建ISM结构模型,表明这些风险因素具有较明显的系统性和层次性。提出煤炭企业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应着重提升扩张决策能力、外部沟通能力、本地化适应能力和技术能力,以防范扩张风险。     

有限政府视角下破解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对策

近几年来,以公民强烈反对带有潜在环境污染的工业基础设施的选择或建设而引起的邻避型冲突事件在我国呈愈演愈烈之势.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厦门民众集体反对PX事件、余杭建立垃圾焚烧发电事件、广东茂名集体反PX事件,再到日前福建漳州古雷PX项目事件,不难看出,我国正进入邻避困局,任何大型项目的建设在民众面前,都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导致邻避困局无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扭曲的关系、政企不分.有限型政府视角下,明确划分政企职责边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破解我国式邻避困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