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提速“官员问责”：走向“官员问责”——十问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

在防治非典中，我国大规模地处分了相关责任领导。这意味着“官员问责”在我国真正全面启动。“官员问责”的实质是我国制度建设的改进和完善，它直接有利于我国党管干部制度化、法制化程序的加快。     

建立科学的官员“复出”机制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官员退出中的“热”与“冷”

领导干部退出机制，首先是要求其“退权”。此外，官员退出还包括“退利”，如果人从领导岗位换下来了，待遇却依然不变，除了增加财政负担，还将造成社会不公平。我国官员退出机制中的一热一冷两种现象“热”是由问责而带来的引咎辞职，“下课”官员的待遇与复出是讨论的焦点。引咎辞职和免职是一种处理而非处分，所以在我国，     

官员公开道歉说明什么

不能让政府官员的“道歉”遮上监督部门的眼，如果“问责”被主动出击的道歉“洗掉”，这样的政府官员道歉不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     

九月中国问责风暴：19名官员去职

“最近系列官员被免职，都是由公共事故频发造成，从而出现了个问责高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说，系列的官员问责，对目前中国官场冲击相当大。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     

官员问责需从风暴走向制度

日前，针对山西襄汾溃坝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几起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特大责任事件，中华大地从南到北掀起一股“问责风暴”。无论从对象层级之高、落实速度之快看，还是究责手段之多、覆盖范围之广看，这一波问责行动的确堪称“风暴”，因而获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普遍好评，也赢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肯定。     

官员问责“过”了吗？

前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面临的问责压力非常大，湖南娄底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尽管后来涟源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就此事作出否认，但因此引起的讨论却引人深思。     

析官员复出之“法、理、情”

21世纪以来,行政问责一词在我国由学理上的研究逐步走进实践中推行。在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初期,媒体的关注视角主要集中在责任事故中承担责任的官员职务是否被停职、免职、辞职上。随着问责实践的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

7036,这是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向外界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武汉“治庸风暴”十看点

“治庸问责”分四阶段推进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并于4月10日出台对“庸官”处理的细则《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4月11日向全市下发《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动武汉跨越发展的决定》。根据部署，此次“治庸问责”风暴分为思想动员、自查整改、检查追责、建立机制四个阶段进行。     

问责官员的复出

随着国家能源力、公室的设立,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走马上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因重大事故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几位官员的复出,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份问责名单中,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意将受责官员打入“冷宫”．如何更好地处置逐渐庞大的问责官员群体．成为一大显性政治问题．2009年第13期《凤凰周刊》刊登题为《大陆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的文章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如果轻易废弃是个损失．也是个浪费。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引发民意反弹．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常态

7036,这是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向外界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的一个数字。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善治”政府不该有问责风暴

这一轮的问责风暴，因为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贵被免职而达到高潮。尽管已有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山西省省长孟学农两个“正部”引咎辞职在前，但吴显贵的书记头衔，依然让其成为本轮问责风暴的最大亮点。     

严管干部的津市“五五管理法”

按照中央精神，湖南省津市市以“严管理、优作风、强效能”为主题，坚持从规范干部日常管理、加大干部问责力度入手，积极推行以“五定位、五不准、五严禁、五必谈、五问责”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五五管理法”，整肃了干部作风，强化了干部责任，有力地推进了全市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德国官员的“穷酸相”

德国官员的廉洁，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也小有名气。他们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政务活动中都不讲排场，很少张扬，在个人交往中也一副“穷酸相”，公私分明，不揩公家油，不慷公家之慨，自家人更不能跟着沾光。那么，是什么使他们的官员这样“穷酸”？原来在德国，有十分健全完善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