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补贴法能否对中国适用的法理分析

在学术界,尽管反补贴法能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体的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却鲜见中美两国政府对此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法理分析。铜版纸案后的14起美国对华反补贴案终裁,则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对中方而言,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框架内,以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体为由的抗辩已非最佳选择;而应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C款规定,要求美方及有关WTO成员在对中国使用替代国基准前,履行向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的通知义务,使我国反补贴对策的基本思路建立在重程序和寻求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     

美国对华"反补贴"贸易策略的选择研究

与以往的贸易策略不同,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调查中频频提起反补贴调查,如何应对其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反补贴政策的变迁,从法理和现实操作两个层面对现阶段＂非市场经济规则＂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的政策选择作出分析,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市场导向型"产业技术政策研究

经济学家针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提出了各种解释,本文认为“市场导向型”产业技术政策的广泛采用才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深刻动因。文章对“市场导向型”产业技术政策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并提出对我国产业技术政策的建议。     

中美汽车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及应对

2012年,美国开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反补贴调查,加剧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遭受反补贴调查的风险。从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到2012年中美汽车贸易纠纷案再到2014年WTO的裁决,两国汽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汽车贸易失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经济政治差异。从企业自身、行业协会、政府等方面应对中美汽车贸易摩擦,我国需要提高汽车出口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发挥汽车行业协会协调能力、增强政府政策导向和扶持作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等。     

避免国外反补贴调查的策略

中国生产出口产品的成本一旦可以用来作为确定正常价格或公平市场价值的标准,外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将可能减少,但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反补贴法就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美元等级体系下的汇率低估反补贴制度、实践及应对

美国长期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以此要求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改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局面,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等级体系。囿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难以认定一国存在汇率操纵或汇率低估,对该国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国的指控重心转向指控人民币汇率低估等同于为企业提供补贴,修改美国国内法为相关部门开展汇率低估反补贴调查提供法律依据,试图通过反补贴调查的国内救济措施解决国际层面缺乏强执行机制的汇率问题。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2月4日发布《关于反补贴程序中获利与专向性修订规则》（以下简称“反补贴新规”）,开启了对他国汇率低估反补贴调查的措施。通过分析美国对华汇率低估反补贴第一案——“中国扎带案”,不难发现“反补贴新规”与WTO规则中的反补贴构成要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中国应当对应诉企业予以支持,坚持国家汇率主权,强调国际汇率问题的多边纪律,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对外贸易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迅猛发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用"非市场经济"条款来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因此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客观地说,我国出口企业不论从竞争主体、竞争手段以及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等方面看都已经处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之下,市场经济地位不容置疑,面对美国等一些国家有意挑起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企业应该采取相应策略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及对策

一、“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由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在国际上遭遇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自1995年WTO成立至2005年底,国外对华反倾销案达431起。(见表1)反倾销诉讼的核心理由主要是指责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表11995-2005年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一览表年份19951     

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单独税率问题研究——以对华的制度性歧视及应对策略为视角

在美国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只有通过单独税率测试,才能依据他们各自的倾销幅度确定反倾销税率,否则将适用全国统一税率.新单独税率政策更是改变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的单独税率申请与评估模式,加重了申请企业的举证责任与附加义务,加大了应诉企业的负担,亦增加了获得加权平均税率的难度.美国无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实行的新单独税率政策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作法不仅违悖了WTO规则,亦与中国入世议定书不符,无论是规则本身抑或是规则实施均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在应对新单独税率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可与美国进行磋商,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可将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同时中国出口企业也应当积极应诉.     

WTO框架下中国补贴与反补贴制度重构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减缓的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日益增多,中国面临的反补贴争端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遵循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和中国入世承诺的要求,在全面梳理并调整中国现行补贴政策,及时取消与SCM协议和入世承诺直接冲突的禁止性补贴,合理利用可诉补贴,充分运用不可诉补贴的同时,按照"攻防并举"的原则重构中国的反补贴立法体系和制度框架,以积极应对和化解日益频繁的反补贴调查和诉讼,有效制止和防范外国补贴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和损害,保护国内产业的安全和本国的国家利益。     

农业经济组织化：非市场治理机制的视角

古典经济学派在经济治理手段上陷于国家与市场的“钟摆”的循环论证之中,而演化经济学从有机层级本体论出发认为非市场治理机制是经济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我国农业在“钟摆”中的尴尬地位,提出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要大力发挥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     

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论表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实际上它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面对欧美等国可能利用《中国入世议定书》允许的15年过渡期,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加大对华反倾销力度的严峻现实,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及出口企业应当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我国应对因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被反倾销的对策

我国已被外国发起反倾销调查500多起 ,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虽然我国已成为WTO成员 ,但由于我国“入世”在反倾销问题上的承诺 ,我国在“入世”15年内应对外国反倾销时仍将受到“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制约。如何应对外国因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我国反倾销 ,是我国出口产品应对外国反倾销调查的关键。本文以“入世”后外国对我国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外国对我国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协议性依据 ,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外国对我国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对策     

"非市场经济国"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美欧无视中国市场化进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继续将我国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国",或通过立法将我视为"市场经济转型国".何为非市场经济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依据是什么,欧美从中能讨到什么好处,中国对此应采取怎样的对策等,本文则就上述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提出了建议.     

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对策

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为加入WTO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其存在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正是“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存在,使中国自加入WTO以来深受困扰,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构成了威胁,而且未来可能导致中国与欧美国家在制度层面的摩擦。如何认识这一条款并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其不利影响,是中国目前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和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这一地位带来的危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入世五年再探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

入世近5年,我国在谋求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上难以令人乐观。对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巨大进步,欧美等国并非没有看到,但是它们依然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目的在于以市场经济问题为砝码实现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的本质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论WTO特殊保障措施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保障措施已经成为继反倾销、反补贴后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的又一障碍,而特殊保障措施的适用对我国更是危机重重。本文通过对特殊保障措施产生背景的分析,以及特殊保障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贸易保护的“新宠”适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对特殊保障措施的类型及实施条件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应对策略。     

WTO体制下我国应对补贴和反补贴的策略

近几年,我国出口商品频繁受到国外反倾销调查。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也正准备着手对我国动用“反补贴法”,实施其反补贴措施。对此我们应提高警惕,积极做好应对准备,避免重蹈加入世组织以来我国企业疲于应对国外反倾销的被动局面。     

美欧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比较与中国因应——基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的视角考察

数据要素是指根据特定生产需求汇聚、整理、加工而成的计算机数据及其衍生形态;伴随着通信和数据技术的发展,其在相应产业背景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促进生产的关键要素。从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博弈视角而言,数据要素治理模式关乎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选择何种模式属于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战略决策。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逐步确立符合自身优势特点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模式,以获取全球数据要素治理规范标准的主导权。美国基于全球市场导向的国家战略和强大数字经济实力,整体上奉行以数据自由为基础的“开放、进攻型数据治理模式”,构筑美国主导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欧盟基于人本主义传统和缺少强大数字科技平台企业的实际,选择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强监管、全面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推行欧盟版的全球数据要素市场治理规范体系。中国应直面美欧竞争态势,一方面深入研究美国和欧盟模式的竞争优势及不足,不断探究、揭示并恪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应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和优势,合理借鉴美欧经验,以期后中争先,提出以数据安全为基石的“开放、积极防御型数据治理模式”(即“中国模式”),持续不断地形塑有利于中国数字经...     

美国对中国"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与中国的对策

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对中国同时适用反倾销与反补贴贸易限制措施.学界对此认识分歧较大,针对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提出种种疑问.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成为最关键的问题.本文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次讨论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