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近思录》看宋儒对佛老之学的批判

《近思录》首标《异端之学》一目,主要摘录二程和张载对于佛、老之学的批判性文字论述。基于“异端之学”的极大危害性以及维护儒家道统的需要,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对于佛、老之学展开了多角度和多层面地批判。这为儒学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并对后世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三教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论马一浮《老子注》中的“以佛解老”思想

本文通过对马一浮早期《老子注》研究和梳理 ,分析了本体论、认识论、修行论和辨证论中佛老对释互证的路径与特点 ,并且指出“以佛解老”为其以后的六艺论作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准备和探索 ,在老学史和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广笑府

搬老君佛像一庙中,塑一老君像在左,塑一佛像在右。有和尚看见曰:"我佛法广大,如何居老君之右。"因将佛搬在老君之左。又有道士看见曰:"我道教极尊,如何居佛之右。"因将老君又搬在佛之左。彼此搬之不已,不觉把两座泥像都搬碎了。老君笑与佛说:"我和你两个本是好好的,都被那两个小人搬弄坏了。"     

佛陀医学

自古以来在佛教的传统观念中一直把佛陀视为医者①。这毫不足怪,因为佛陀通过战胜愚昧,即克服对事物表面现象掩盖下的真实属性的无知,从而使自己从生、老、病、死的多灾多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进而不断获得新生,而后再将知识传授给尚未从痛苦中解脱的众生。难道这不是佛...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明代对佛郎机炮的引进与发展

16世纪初,西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中国。当时,明朝人称之为佛郎机、葡都丽加、干系腊。“宫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明朝人称葡萄牙炮为佛郎机,或佛郎机铳、佛郎机炮、佛郎机神器。那时,“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佛郎机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火器(17世纪的先进重型火炮是荷兰的红夷炮。明朝对它的引进,笔者已另撰文阐述),比之于明朝及其四周邻国的火器独步精良。明朝兵家对这种火炮及其制造工艺迅速地进行了引进,并将火器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对此试作考述,冀图探讨古代对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历史和经验。舛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慈眉满“笑”的明代象牙雕

“老象牙在保存和收藏的时候都会产生裂纹，但这些裂纹不算瑕疵，可以称之为‘笑’。”朋友见我挑剔这件明代象牙佛摆件上布满的深浅不一的裂纹时，便这样不慌不忙地给我“上课”。     

主持人语: 拓展传统研究,参与文明对话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不了解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但不能真正了解儒佛道三教各自本身的历史演进和思想特点,而且无法全面把握中国哲学史、宗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近年来,随着对儒佛道三教各自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对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研究,这对拓展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推进对儒佛道三家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教“五佛”考——霞浦文书研究

10—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将琐罗亚斯德教及其变种祆教、基督教东方教会(旧称涅斯托利教派)和摩尼教混为一谈,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对不同的异教也混淆不清。摩尼承认一系列先知,把婆罗门教先知、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视为自己的先驱。因此摩尼教徒对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和本教的区别很清楚。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回鹘文文书声称摩尼在四佛之后降生。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绘画中有五个先知的画像,以释迦牟尼居于右上方,以耶稣居于右下方。宋人传说白居易曾有"五佛继光明"之句,但将明教五佛与《金刚经》五佛相混淆。通过对霞浦文书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明教徒崇拜的五佛是:一佛那罗延,出自婆罗门教;二佛苏路支,即琐罗亚斯德;三佛释迦文,即佛陀;四佛夷数,即耶稣;五佛摩尼,即最后光明使。中世纪知识界中的混淆,却在不经意间于中国民间宗教文书中得以澄清。     

逝去的蟠桃宫"三月三"庙会

老北京的庙会,有一种是"借佛游春"式的庙会.此种庙会以游乐为主,宗教与商业活动为次,参加游乐的人多为女性.老北京过去农历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和正月初一到十九的白云观庙会,都属于此类庙会,并且很红火.上世纪60年代前后,少年时的我家住东花市小市口,曾多次到那里疯玩,因此留下深刻印象.     

唐传奇中的儒、道、佛思想——从唐传奇文本看叙述者的意图

儒、道、佛思想在唐传奇小说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对道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或是贬斥,或是通过道家思想反映其非人情的一面。对佛家思想,小说或是赞扬佛法的威力,或是写佛与非佛之间的斗争,或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对儒家思想,小说主要展现了门第观念、朋友之义、善恶有报、硬性道德说教和歧视女性等方面的内容。文本中的儒、道、佛思想反映了叙述者的价值取向。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傣族佛幡的材料和工艺形态研究

使用彩纸、土布、织锦、丝线等多种材料的傣族佛幡，在发挥这些材料元素各自性能的基础上，以不同形态造就了佛幡造型的丰富质感。文章在讨论生动、美观的剪纸佛幡、艳丽夺目的刺绣佛幡、精美高雅的织锦佛幡和千姿百态的布画佛幡的材料和工艺案例的基础上，分析傣族佛幡独具匠心的材料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加工工艺，并探讨材料和工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对现代艺术品设计有所启示。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