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临的“礼”论

吕大临《礼记解》对＂礼＂的起源与功能、本质和根据的思考寄予了其回复三代、重构价值世界的理想,其中对＂交＂尤其是君臣之交的考察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的构想。同时,他的礼学与心性论相配合,＂礼＂奠定了儒者生命的基本格调和精神追求,＂礼以修身＂和克己存养相辅相成,是君子成德的不可或缺的工夫。     

封建社会君臣和谐张力的失衡与重构——《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考论

就封建社会而言,君权的至高无上,臣子的无条件忠心,是君臣构成和谐张力的表现形式,但在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这种和谐的张力会因失衡而需要重新建构,<世说新语>中反映的晋室南渡情形便是这一文化信息的写照,而"宠礼"门中的"元帝正会"便是这种历史真实的典型、集中的艺术传达.     

论荀子“礼以养情”的性情观

荀子性情思想的基本特征为即情显性、性情一体,即“性”通过“情欲”和“情感”发显出来.荀子从“情欲”的自然必然性出发阐释了对待“情欲”的两种态度:“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并认为“情欲”的多寡不关乎道德,而如何求得“情欲”的满足才是道德之根本.荀子进而提出“礼以养情”,以“礼”对自然情欲进行规约,又使“向善之情”成为践行“礼”的精神动力,由此成就了“礼”的情理精神.     

“礼”的伦理意蕴

"礼"最初带有宗教色彩,经过夏商周三代,"礼"完成了向伦理范畴的转变。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践行"礼"的前提是"正名",而"礼"的各种规定又维护了"正名"所确立的人伦关系。作为一种伦理精神,"礼"主要体现在诚、敬、序、履四个方面。从本质而言,"礼"设计了伦理实体,规定了人伦关系,体现了个体性向实体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与调整国民待遇制度

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一国给予外国人在投资、贸易等方面享有不低于本国人的待遇,这使得内资、外资经济主体可以在一国平等、和谐地参与竞争.为了保障外资企业的顺利发展,我国也实施了国民待遇制度,但有悖平等竞争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现象也随之产生.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的和谐、良性发展,必须解决好目前存在的"超国民待遇"、"次国民待遇"问题,以国民待遇制度为中心促进内资、外资企业在法律待遇上的统一.     

浅析政府职能重塑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框架下,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职能重塑的进程,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作为和谐社会下的政府,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必须是廉价的政府;其二,必须是高效的政府。我国目前政府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府的运作成本太高、“设租”、“寻租”行为恶性膨胀、政府的运作效率太低和政府的不作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信息化进程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来加以解决。     

如何在阶层分化中构建动态的和谐社会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方兴未艾.因此我们将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阶层分化的环境下进行的.而要在阶层分化中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规范阶层分化、处理好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培养和扶持中产阶层、建立健全税收和保障体系.同时,在阶层分化中构建的和谐社会是而且只能是动态的和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和谐.     

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伦理不同于权力道德。当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权力伦理缺失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建设权力道德,更要构建权力伦理。构建权力伦理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构建权力伦理是制约权力这种"必要的罪恶"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要求。构建权力伦理的可能性既在于权力是一种可以受到伦理法则约束的正常需要,也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权力弃恶从善。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浅探中国传统礼文化"和"的精神

礼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本文对礼文化的核心范畴和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将礼文化的终极取向和最高境界归结为"和"的精神,力图从现实文化需要出发,把传统文化研究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并对如何发扬礼文化"和"的精神提出了自己的具体看法.     

论"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

"城中村"现象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目前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顽症,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改造"城中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事关政府、开发商、管理部门、村集体、村民等多方利益,需要克服多种体制性障碍,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遵循科学规划、为城市发展留下空间的原则,走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多策并举,标本兼治.     

李贺“鬼才”辩

自宋祁始,李贺便有了"鬼才"之称.这一称谓,实是对李贺的丑化与诬蔑.李贺诗歌确有少量与鬼魅有关的内容,但并非"鬼才"所致,而是其奉礼郎的职任使然.少量的"鬼诗"不能代表诗人的真正水平,其代表作<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等,俱是天才之作.视李贺为"鬼才",透视出一些诗评家们对创造意识的贬抑.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共和精神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是应对我国社会急剧变化、矛盾冲突丛生的特定背景下的特定需求,它试图通过协商和调解等方式来化解各方矛盾与冲突,而要有效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一种特殊理念来指导：具有宽容、妥协、协商与合作的共和精神。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培养公民协商意识,建立和完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共和制度,以及拓展共和社会生存空间等方面,来达到弘扬共和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首先,从古希腊奥运会谈起,界定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特质是自由而纯粹、崇高而神圣的拼搏精神。继而,分析了孕育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社会基础,即“几何学式”的社会态势。再次,通过“几何学式”的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比较,阐释了“几何学式”的社会关系就是和谐社会的古希腊表征。最后,得出结论：奥林匹克精神不是对和谐社会的刻意镶嵌,不是对和谐社会故弄玄虚的人为嵌入。奥林匹克精神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理性支撑和精神奠基,而和谐社会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栖息地。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     

公共精神与和谐社会构建

公共精神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根基。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进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