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心态

笔者最近参与"浙江省社会稳定与群体性事件调查"课题,结果发现影响浙江省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有:拆迁安置、基层选举、环境污染、外来人口、民间融资、宗族势力、宗教团体以及自然灾害等八个方面.调查过程中,我们关注群体性事件本身发生的经过、处置的方式、平息的结果,以及与事件直接当事方的"事后应激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当时现场"旁观者"的看客心态,当地一般民众的心理反应,以及通过网络检索的方法检讨作为非利益相关群体的网民的反应等.我们意识到,群体性事件中的直接利益方(Primary Stakeholder)在事件发生后往往逐渐"被边缘化",而那些非利益相关群体倒逐渐演变成为事件的核心,譬如那些对事件本身"感同身受"的人、同情的人、富有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不满的人、网民,还有的就是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并挑起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但改变了事件发生的性质,而且还直接导致地方性的社会不稳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差序格局与集群倾向

某些群体性事件以极其极端的形式释放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将情感作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角度,借鉴差序格局的概念,通过情感差序格局区分出中心群体、边界群体和外围群体三个集群阶段,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演变和群体分类做一个初步的探索,从而为社会稳定建设研究提供借鉴。     

基层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路径——以广东省惠阳区为例

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纠纷居高不下、土地征用纠纷反复、劳资纠纷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增多。为了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和防止激化矛盾纠纷,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从黉l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集体暴力抗争”:值得关注的极端维权方式——对三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分析

2008年,中国先后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无论是从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造成的实际损失和负面影响来看,这三起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典型意义.它们已突破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范畴,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向:事件从初露端倪到最终爆发有相对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其中含有本来可以回旋的关键环节;参与者最终采取了打、砸、抢、烧的方式,行为明显违法;攻击对象直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目标取向单一.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对策探究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呈现,有些往往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形式出现,正确认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分析

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衍生物和反应物,不满与怨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和情感的基调,在对待具有某类特征事件时具有被泛化的情感记忆。情感是社会的多棱角,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就是由特定的刺激类型被还原为不公、腐败等原型后所激活的各种思维、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及时疏导不满情绪,引导良性的社会情感认知。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科学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深入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彰显社会力量推进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创新——试论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解决的机制化

转轨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冲突频发时期,其间的一个彰明昭著即为规模性聚集并超越既定社会规范制约、缺失相应法规依据、对既有社会秩序造成干扰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业已严重干扰和冲击了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性因素。本文从社会学冲突功能论视角对该问题的解决路径展开探讨,论证了既要深化转变政府职能又要发展壮大社会力量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功用。文中的广州新塘事件是一典型个案。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另一个视角下的信任

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我国日益严重的信任问题。指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当前两大时代背景来重新审视当前中国的信任问题。以"杀熟"、"三鹿事件"等事件为例,分析当前中国信任何以遭受破坏,并针对社会资本的建设,思考当前我国社会信任的重建。     

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机制及其防治--基于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的视角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并对公共秩序、公私财产安全及人身安全产生了巨大危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遵循着典型邻避情结及情绪感染的个体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心理动员方式。构筑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嵌入参与的治理机制有助于缓解邻避心理压力、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即在公民环境抗争中将“身体的感受性”这种基于身体或心理焦虑的主观判断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让社会工作组织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充当消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支撑力量，并确保在公共决策前开放民意沟通渠道，构建保障社会工作组织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吸纳机制。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及其阶段性的认识与梳理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从整体上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并进而向良性运行阶段转化的过程。从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