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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婚姻方式,以往治婚姻史的学者多主掠夺婚说和买卖婚说,如吕思勉先生说:“亲迎之必以昏,昏礼之不用乐,皆掠夺之遗迹。《世本》言:‘大昊制以俪皮为嫁娶之礼。’《曲礼》谓:‘女子许嫁缨。’缨者,颈饰,其字从贝。贝与皮皆古代泉,是为卖买之遗迹。”(《先秦史》第267页,香港太平书局1968年版)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世界史中不难找到掠夺婚和买卖婚的实例,如古代罗马就曾存在过这两种求妻方法。我们也承认,至今在一些民族的婚礼中,也还保留着掠夺婚的习俗。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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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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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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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学研究是最近四十年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和对话对象,中国学者采取了“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多种研究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照着说”的方式,主要致力于对西方叙事学成果的介绍、转述和将其运用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接着说”的方式,按照顺向性延伸的路径,从西方叙事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拓展性研究,或对已有西方叙事学成果进行深化、发展、反省、审视性研究。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对着说”的方式,遵循逆向性思维,追求寻找与西方叙事学已有成果相异相反的角度和领域展开研究。其中最重要而且有民族特色的,是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清理总结,以及从中国古代丰富的叙事现象中归纳出系统的叙事理论的成果。“说自己的”,即按照追求独创性超越的思路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具有超越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许多学者先后进入过这四种路径,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不同成果。其中申丹、杨义、傅修延、赵毅衡、谭君强、董乃斌、乔国强、赵炎秋、尚必武、龙迪勇等学者研究的创新性最为引人注目,有些学者和成果已经产生明显的国际性影响。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过程和路径对中国人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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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高等函授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幽默在美学中公认是一个无法回避,然而也是很难界说清楚的基本范畴。弗洛伊德写于1927年的《论幽默》一文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星期一,一个罪犯被带到绞刑架跟前,围观的人众本来是等着看一场好戏的,没想到这死囚满不在乎,他说:“哦,这个星期开始得多美。”弗洛伊德指出,这个犯人此时此刻就创造了幽默。弗洛伊德的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但是他写作此文时,黑色幽默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待发明。或许,是幽默本身之中就包含了黑色幽默的成分?这个结论似乎并不为过,因为幽默作为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学范畴,其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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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杞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正> 杞,是周封夏禹之后的一个小国。《史记》一方面为它立了《世家》,另一方面却又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但自今天来看,杞事仍有追寻的必要。第一,杞国历周之世,迄灭于楚,综七百余年,其在西(陈留之雍丘)不及五百年,世系时断时续;自齐桓“存三小国”以来,在东(北海之安丘与昌乐)历二百余年,不失为齐、鲁间之一重要邻国,凡欲究齐、鲁史事者,盖不可忽略杞。第二,杞虽禹后,但自居东以还,与莱夷、潍夷、莒夷、东夷为邻,势必在文化生活上有所习染,鲁因是贱之,《春秋》对其君时称“侯”,时称“伯”,时称“子”,一再贬低。自今天看来,杞倒是个体现民族融合的典型。第三,与杞史相关的,有今安丘、昌乐、潍县甚至寿光、临朐境内一些古地名,历代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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