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公民参与法律是推动西方法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进行疏理和阐释,论述公民的法律参与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对法治观念、秩序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阐明公民参与法律的活动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公民的法律参与.     

论准规范性行政习惯

准规范性行政习惯是指在行政领域内被长期公认、遵循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普遍性的自觉的行政行为规范。在行政法治状态下,虽然行政习惯的存在空间有限,但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准规范性行政习惯与行政法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准规范性行政习惯仍是行政法律规范不可或缺的一种补充。我们需梳理准规范性行政习惯,并遵循法律优先原则、限制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确认与公示原则等,将准规范性行政习惯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真正从习惯行政走向法治行政。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管理社会事务,是新时期政府推动和负责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渠道.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建设法治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法治途径.行政检察监督可以依法监督和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其核心是能动地发挥检察职能.前移法律监督关口,是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力的创新举措.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法、规范运行,要从制度建构和法律实践层面进行法律论证和司法实践.     

行政法治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

我国行政法治状况日益改善 ,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行政法治促进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这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上     

论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观念、准则等从价值层面所作的话语解读和从践行方面所作的尺度选择.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使政府受宪法、法律的控制和约束,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使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论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思考

信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并使我国信用监管逐步转向法治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自2014年起重点关注、全面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是检察机关的分内职责;第二,当前四大领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亦有维护信用之意;第三,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在实现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通过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完善信用立法相关规定、提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运行开拓空间.     

对现行行政赔偿制度的一些思考

现行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职权行为违法侵害时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救济,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民主、法治要求的不断提高,行政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本文试透过行政赔偿制度的现状,就其中的相关问题及对策谈几点粗浅看法.     

《行政许可法》与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探析

2003年8月27日,<行政许可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这部法律体现了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意义深远.     

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依法行政与政府治理的接榫

法律与行政的脱节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较为常见,机械法制观钳制了行政活动。依法行政的实践存在将法律简单化为选择性工具的倾向并存在推进偏差。法律与行政的脱节削弱了行政能力,损耗了法律权威,不利于政府施政目标的实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从形式合法性到实质法治,秉持正义基准的行政活动将法律规则寓于行政管理,在能动行政中实现法治行政,从而实现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适法合理的政府施政能力对建设现代法治政府、有效政府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法治条件比较研究

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条件是否成熟,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致.通过对国外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社会和法治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回答这一问题提供借鉴.除了文化背景、经济背景以及法学理论、法学家的作用之外,行政机关的行政改革需求,行政法治、行政民主和行政效率的需要,立法机关和社会的推动,都会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动力.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直接的行政程序规范以及保障人权、追求法治的精神等等都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宪政基础.行政诉讼法或司法审查、行政判例、司法独立构成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司法基础和条件.     

论行政解释中的克制主义

克制主义本作为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中涉及到的新颖概念、分析工具和法律态度,旨在以此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随意而混乱的现象,有必要对行政解释作扩大理解,并引入克制主义的法律立场来指导行政解释,进而有益于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论政府采购的法治化

政府采购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旨在使依法行政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行政法理论引入私法契约的产物.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取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应当是行政规则与合同法条款的特殊结合,是属于偏重于行政性的混合型合同.在新的宪政理念和行政法治精神指导下,必须从思想认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对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分析,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路径.     

法治社会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法治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知道相关的法律,理解立法精神,并能够在生活中自觉地遵守这些法律,维护好正常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已经形成了依法维权、依法提升个人主体地位、保护私人空间、理性行事等法治生活方式,这将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论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

行政法治是一国行政法实施和实现的基本理性判断,而行政法治中的价值选择是促成行政法治的前提条件。诚信价值作为若干价值中的一个其对行政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价值无法取代的,它具有促成行政法治权威、行政法治自证、行政公信力和行政法治正当期待的意义。目前行政法治中诚信价值可由行政基本秩序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范保持稳定、行政设定义务具有可实现性、行政执法行为保持同等对待、行政承诺行为必须兑现等范畴构成。要确立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制定行政诚信法、减少行政权法外运作频度、行政权的行使归属于行政系统等是必须选择的路径。     

行政自制视角下的非强制性因素研究

行政自制是从行政内部切入,通过自身运作来防控行政权滥用的学说,其目标是建立内外联动的行政控权机制。非强制性因素作为法学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是通过自身理论思想直接影响立法者、执法者。最终目标是实现其自身法律文化内涵在法律规则及法律内部调控中形成一种和谐的法律文化氛围。行政自制视角下的非强制性因素倡导在法治文化氛围下,对行政自制中各要素和各部分进行有步骤、有秩序的文化性教化。     

论行政法治思维

行政法治思维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运用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精神与逻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内涵是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要具有依良法行政理念、权力制约和权利本位思想、民主行政精神、正当程序意识、责任行政观念等思维品性。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治思维行政有助于转变行政方式,有利于提高行政主体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的能力,能保障依法行政的常态化以及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我们应当通过普及行政法律知识,从增强行政法治观念与意识,培植行政法治文化,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来促进行政主体行政法治思维的养成。     

当代行政法发展的特点

应松年在《中国法学》1999年第 6期撰文认为 ,当代各国行政法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些共同特点。这是人类在法学方面的共同财富。这些特点是 :针对行政权的扩张 ,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加强对行政的制约 ;依法行政是当代政府普遍奉行的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 ;依法行政包括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等 ;公开、参与原则是西方国家行政法治的最重要特点 ;通过行政组织、编制法定化 ,以解决行政机关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端 ;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从事营利性的活动 ,作为防止腐败的重要保障 ;普遍实行行政程序法制化 ,这是行…     

法治还在路上——评舒扬教授的《中国法学30年》

著名法学家舒扬教授主编的<1978-2008中国法学30年>一书,近日已由中山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以五十余万字的篇幅,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法治变迁和法律理念的全景式进度.读来让人心神激荡,怀想叠出,豪情生发.三十年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历史,该书浓缩反映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法律与法学的运动史,的确让人感受到中国社会实现法治的急促脚音和进步伟绩.     

行政谈判化解群体性纠纷的价值及其效力

一个行政法治完善的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实现行政谈判的法治化,推进行政法治文明的进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内在机制,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标志.行政谈判作为一种化解群体性行政纠纷“管道”,是由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非诉讼多元化解决纠纷理论以及其具有诉讼解决纠纷不可比拟的优点所决定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行政民主化与柔性化的有效途径.行政谈判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必须以实现其程序的正式化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