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濂溪学中“无”的智慧

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成就,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首先,他将“无极”引进到新儒学的形上学之中,“无极”成为高于、先于“太极”的宇宙本原;其次,他将“无为”作为儒者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中,将“诚”规定和描述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况;其三,他将“无欲”作为一切有志于学圣的修炼方法。濂溪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又将佛、道之“无”融汇于儒学之中,提升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先秦儒家的主体人格思想及其现实意蕴

先秦儒家的主体人格思想贯穿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主体意识和实践意识,注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会。今天研究先秦儒学中的主体人格思想,弘扬主体性伦理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慎思：先秦儒家的道德认识论研究

先秦儒家之“慎思”作为道德理性之思,是儒家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之“思”重在检省身心,思孟之“思”重在尽性至诚,荀子之“思”重在理性思虑;三者共同之处在于认识向度的内倾性、认识原则的道德性、认识内容的伦理性、认识目的的形上性;先秦儒家认识论之“慎思”有助于形成完整的道德理性认知模式,塑造具有圆融生命精神的认识主体,为西方传统认识论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先秦儒家道德观的文化哲学透视——兼论先秦文化的转型

<正> 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者见仁见智,或称其为“泛道德主义”,或认为儒家讲的只有伦理而不是道德。当代新儒家更认为,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为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及个性独立乃至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诸说纷呈而莫衷一是,但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儒家道德思想却大有裨益。我认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即如何理解先秦儒家道德观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诚信流变及价值阐论

诚信之德,作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传统美德,被视为立人之道与立政之基,是维系社会秩序、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道德。诚信之德源远流长,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发人深省。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问题的探释,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儒家经典《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当时的人们认为敬神必诚意,才能免遭祸患。《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周易·乾·文言》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     

先秦儒家报德要义解析

文章提炼出“报德”这一伦理范畴,从原典出发指出,先秦儒家报德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一个分支,其道德原则是以“义”为基础的、指导报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包括三个基本规范：“直”原则、“差等”原则和“私不害公”原则。先秦儒家报德蕴涵着宝贵的伦理资源,对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第三代新儒家与普世伦理

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等学者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普世伦理建设的必要性,他们均致力于对儒家伦理的挖掘与取舍,论证儒家伦理与普世伦理的会通与对接,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伦理建设,体现出对儒学地位认识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加强的特征.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模式都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二十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处于焦点话题的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宋代道德伦理观的诗学阐释

儒学在宋代撤起复兴浪潮.宋代诗学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儒家道德伦理的探讨,提出了道德判断第一、审美第二的诗论标准,强调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倡导诗人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完善,形成了极富宋型文化特色的道德伦理观.宋人的诗学道德伦理观不但增加了宋诗的道德底蕴,而且弘扬了中国儒学的道德伦理传统,应和了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董仲舒伦理学说的存在论化及其几个问题

董仲舒哲学将现实的伦理性问题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使其抽象化、绝对化,再以此为标准,用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明确显现出与"伦理的存在论化(Ontology of Ethics)"有关的一些基本性特征,为此,他采用的主要办法是先把人的日常行为投影到阴阳理论中,然后再根据这一阴阳理论规定人伦关系。但是他的天人感应说在实现天的人格化之时,还与灾异学说相关联,几近把天表现为有意志的主宰性的人格神。由此,在董仲舒哲学中,道德价值的根源从自觉的人心转移到了有意志的天,结果,只要符合天意就认定其是有道德的了。因董仲舒理论中有过度神秘化、宗教化的因素,它与先秦时期孔孟的天的概念差距很大,所以不容易被儒家的正统理论所接受,后来受到了许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