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三题

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高昌、契丹与隋唐关系差异的原因

高昌为“西戎”之一,是汉族人建立的城邦政权;契丹为“北狄”之一,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游牧政权。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与隋唐关系之所以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因为: 首先,历史渊源与文明程度不同。1.高昌的较早居民是汉人;2.高昌的统治者绝大部分是汉族人;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

关于生产力的要素的争论,由来已久。“苏联和我国的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之争。生产力概念究竟包括两个要素还是三个要素,是学术界比较关心但又未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之间的争论,仅是关于劳动对象是否可成为生产力要素的争论;而实质上,双方的分岐却在于他们所探讨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从人类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上把握的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与作为具体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从构成物质生产一般条件的各因素的关系中把握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应当指出:这一结论是对双方观点的理论实质抽象的结果,而不是分岐双方的拥护者实际从事什么学科研究的调查总结。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观点可能是非哲学的,即他没有从世界观的高度理解这一问题;而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却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超出具体科学的范畴。但由于“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对于各自的理论本质都是不自觉的,从而不仅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对方的影响,而且谁也没能进一步探讨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根据各自理论的需要,从各自的理论出发加以理解,从而在不同意义上把握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     

关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所记“高昌回鹘”方位问题 --从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看

对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文中谈及“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的“辖境”方位的记载 ,钱伯泉先生认为“颇多错乱” ,田卫疆先生则认为是古代操突厥语族各族对于方向的常规表达形式。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北方民族也即阿尔泰语系诸族空间方位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个历程 ,北方民族这一空间方位观念这一发展历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