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乡村环境协商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商议性、方式制衡性和目标共赢性的特点,对于保护村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乡村治理现代化典范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层政府的治理缺陷,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偏颇,环境治理责任模糊不清,环境治理信任纽带的断裂,导致乡村环境协商治理面临重重困境。为破解上述问题,需要从协商治理结构转型、协商治理制度建设、协商治理流程优化、协商治理内部资源开发、协商治理环境营造等方面探索对策。     

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提升研究

乡村治理中农民是主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决定了乡村发展程度,决定了乡村能否真正振兴、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目前,乡村治理中因传统治理机制、传统习俗、人口构成、城乡差距等问题导致农民在乡村治理中主体意识缺乏,参与度不高。因此,要从协调“三治”关系,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农民权利、培养中坚农民等方面入手,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为乡村治理培养内生动力。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善治语境下网络谣言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

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主体间权力和利益具有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在善治语境下,有必要对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作重新界定,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从单一到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主体的优化方案。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乡村治理视阈下“一肩挑”的民主张力、价值体现及可持续发展

“一肩挑”制度在具体推行中存在干部产生方式模糊、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种民主张力只是制度建设不成熟的外在表现,“一肩挑”内在蕴涵着的民主价值主要包括：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的统一。因此,需要对“一肩挑”制度的民主逻辑问题进行阐释,从外在制度建设和内生性资源培养两个层面推动“一肩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

公共服务城乡失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缩小城乡差距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城乡失衡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对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严重滞后,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要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力度,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有利条件。     

城与乡的文化冲突——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城乡对立叙事

自城乡的分野诞生以来,城与乡的文化冲突便一直存在。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叙事主题中,城乡冲突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城乡对立的叙事主题,阐释了城乡冲突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指出农村与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失衡是农民向城求生的主因,而大多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进城农民的自我奋斗大多以悲剧的方式黯淡收场。农民向城求生的叙事,在直面进城农民严峻的生存现实方面勇气可嘉,但在对待城乡文化的态度上却存在一些偏颇之处,普遍缺少一种文化建构意识。创作有利于城乡文化互动和建构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剧的社会功能,将是未来此类作品的发展方向。     

扩大农村内需:基于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需求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是当前启动内需的现实选择。立足农民需求的分析,从农民收入这个影响农村需求的关键因素入手,挖掘农民增收难背后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供给缺陷问题,从经济增长效应、成本节约效应等六个方面探讨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农民增收的机理,最后就如何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来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内需,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城乡差距:衡量标准与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其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文章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恩格尔系数等数据历史地考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差异,对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现状、原因及对策作出分析,认为主要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深层体制原因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