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致思理路

作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只是立足于主体哲学范式对现代性展开批判,但他并未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黑格尔之后的现代性批判同样囿于主体哲学的范式,而未能真正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跳出主体哲学的范式,用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用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由此走出了一条现代性的拯救之路。     

合作:主体间性的人类共同行动

合作是人类共同行动的理想形态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机制。当代主体间性哲学以主体共在观、交互关系观、交往理性观为合作行动提供价值导引和方法论。合作以平等主体的存在为提前、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以合作理性为保障、以共享权力为根本,是多元主体间共生共在、自主自觉的共同实践形式。简言之,主体间性是合作的本质特征。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本文认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成为２１世纪哲学的中心视界。其根据主要是：一、交往实践观成为当代哲学主导范式,是全球化趋势的内在逻辑;二、随着世界哲学主导性思维方式由“主体—客体”模式向“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的转换,唯有交往实践观才能科学解答主体际难题;三、交往实践观融会中国传统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范式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我们的认识本质观——兼与主体论商榷

近几年来,在哲学界形成了一股主体论热。一些同志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现代物理学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能动的反映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用“主体论”(包括“选择论”、“重构论”,下同)来取代它。我们认为,人的认识,无论是作为活动的认识,还是作为结果的认识(真理),在总体上只能是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这就是我们的认识本质观。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基础及界限——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起案件中的适用谈起

法官在法律原则的价值指引下确立某些行为模式规则以对案件进行裁判,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法官“造法”的问题。我国现实语境下,法官“造法”应为法官用法,是在立法机关授权下的自由裁量。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应该以实定的法律原则为基础,以“实践理性的标准和牢固的共同体的普遍正义观”为逻辑中介,才能保证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     

科学创新的中介范式

唯物辩证法的中介观是在批判康德、黑格尔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立面互为中介”是黑格尔中介思想的重要内容 ,也为唯物辩证法所批判继承。中介思维对于科学创新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运用中介观点推动科学创新 ,可以称之为科学创新的“中介范式”。准确地把握中介观点和中介范式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

当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依旧盘桓于德国传统意识哲学的王国,用“自我意识的理性范式”来消解主体自我的独白,建构他的“主体际性的世界”,而终未能够摆脱唯我论的幽灵时,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则将哲学的研究视角从“纯粹精神”的领域,转向了现实生活的世界。他们从“地上”这同一场所,先后从两种截然不同的基点出发,循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发展轨迹,以“生产和再生产的范式”、“语言理性的范式”来解说人的社会行为和人际之间的交往,形成了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交往思想,以及哈贝马斯以语言为本的交往行动理论。严格说来,马克思并没有以…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理性危机与主体重建——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与泰勒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危机,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思理性和重建主体。在主体重建的理论尝试中,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重构理性,伽达默尔以理解的历史性原则限定理性,泰勒以超越的善联结理性。三者共同揭示了理性在主体重建中所需的交往、历史和超越维度。同时,主体重建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     

生产范式·实践·理性——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评析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生产范式过时了,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论根源。哈贝马斯所建构的以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的一套社会进化理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两种范式转换的内在根据在于实践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生变化。哈氏的重建论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

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交往实践析辨─—对主体间关系与交往实践相互关系的认识

“交往实践”是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近年来对它的讨论意见分歧颇多。通观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主体—主体”关系是否成立、主体间关系在实践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交往的性质等。分歧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主体间关系，而实质则是交往实践能否成立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浅抒管见，望读者教正。“交往实践”是针对传统实践观提出来的，所以，它所标志的首先是一种实践观，即对实践的一种新理解。首先，它突破了传统的实践结构观。传统的实践结构是“主体一客体”单一两级结构现。交往实践把主体间关系引入实践…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