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古代文字产生的几个问题

<正> 我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一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课题,这不仅因为文字与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文字的产生与古代文明息息相关。前些年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六件陶文曾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讨论刚刚平息不久,近两年来又在西安郊区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一批原始社会晚期的甲骨文标本,并且已初步释出其中的三个字分别为万、羊、人。从字形结构上看,这些甲骨文字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有着渊源关系。这     

呼伦贝尔发现的元代官印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 此印是1982年10月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正南200米距克尔伦河北岸约1公里,距地表1米左右处,牧民挖沙时发现。印面呈方形,长方形印纽。边长6.5厘米,厚1厘米,通高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共11个字,由左向右4行,竖读,除第3行为2个字外,其余各行为3个字。汉音对译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印背右侧竖刻两行汉字。第1行为“中书礼部造”,第2行为“至元五年     

曹操宗族墓群字砖考

在亳县城南郊东汉时期曹操宗族墓群的部分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带文字的砖。这些墓是属于曹操伯叔辈的。出土的字砖共有274块,上面有文字1423个。这批字砖不仅年代较早,文字数量也最多,对研究中国古代汉字书体的演变,提供了新的极为重要的宝贵资料。 出土字砖的曹墓有两座,一是元宝坑一号汉墓(简称元),位于城南护城河外,墓主人是会稽郡的曹太守。字砖上书刻的年号是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该墓出土阴文书刻字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释读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湖北省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竹制的天平衡杆。长29.2厘米,宽1厘米,厚0.3厘米,衡杆的正反两面和一侧面共有墨书文字四十二个。这是研究汉初政治、经济极为重要的一件实物资料。关于衡杆上的文字经一些同志研究,文意基本清楚,但也还存在一些疑点。本文试就天平衡杆文字的释读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供大家研究参考。     

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

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证明此时城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分布似有一定规律。而龙山文字的发现更重要、更珍贵。它说明此时不仅已产生成熟文字（系早期草体字），且按一定规则刻写，形成一组文字，显然已开始用于记载和传递信息。     

翁牛特旗石棚山原始文字释义

由赤峰市西北去约30公里,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南沟村的石棚山上,有新石器时代墓群一处,1977年秋冬之际在此清理古墓七十七座,在几件出土的陶器上刻划有文字符号,其中第5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口深腹罐表面,刻了六个字和一个山石形图案,平面展开如图所示:分成三组,     

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正> 铜器铭文,前人称为彝器款识或钟鼎文,现在通称金文。古人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最初只是自记其名以表示器物归其所有,所以后人把“金”与“名”合成一个字,称之为“铭”。商周有铭铜器总数五千多件,铭文所包含的单字约3500个,目前已能辨识的字约     

“■盉”铭义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

<正> 1981年春,莱阳县前河前村出土了一件有铭陶盉,肩铭十四字,流名二字,腹铭二字, 共十八字.铭文考体古拙,非刻、非印,乃用竹木器划于湿陶胚上的,笔触有粗有细,有起有落,并有顺势连出的行出风格,流畅自如,系胶东关岛首次发现此类文字;其字数之多,特点独具,尚属他国军见.有的字为殷墟卜辞的不见,肯定比卜辞原始.顺此这件陶盉铭文的发现,为探讨我国古文字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研究山东部古国和莱夷古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目前对此嚣年代和和铭文意义尚难确知,现仅参证卜辞、金文等有关资料作些初步解释、权作抛砖引玉.     

记商玉版甲子表

商玉版甲子表,前此四十余年出土于殷墟,为天津徐濠園所得。徐氏虽知古玉之有文字者不易得,然不知其为何物也。曾持赠精拓墨本,请我鉴定。辨其文字,乃“庚寅辛”三字。当告之曰,此为商代甲子表,极可宝贵之文物也。 按玉版上之“寅辛”二字完正,“庚”字上半残阙。用商代骨尺测之,“寅”字长一寸半弱,“辛”字长一寸强。如此大字,一方玉版必难容纳六十甲子之一百廿字;揆之以理,六十甲子当分别列于六版,每版二行,每行十字。此版“辛”字下缺“卯”字,“庚寅、辛卯”属第三版之第二行。以此残片度之,玉版原大约长二十六厘米上下、宽六厘米左右。     

龙山文化玉(石奔)和战国铜豆图片

<正> 玉起(石奔),1963年出土于日照县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长18厘米,厚0.6-0.85厘米.其上端正、反两面都刻有单线阴雕旋转曲线围绕目纹而展开的兽面纹.图左上角是其反面的纹饰拓片;右下角是其面纹饰拓片.这件玉(石奔)的发现,不仅证明距今4400-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石手工雕刻技术已达到如此精美而成熟的程度,而且其饰文本身也为后来商代青铜器兽面文、饕餮纹找到了渊源.     

多友鼎的发现及其铭文试释

1980年11月12日,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下泉村第二生产队社员在该村东北约一百米处古镐京附近,翻土取沙时,在深约4米的细沙堆积中,发现铜鼎一件(封三照片),交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这件铜鼎双直耳釜形三蹄足,通高51.5厘米,耳高10、宽11.6、厚3厘米;     

论夏禹时代的占卜易卦

夏禹时代是尧(唐)舜(虞)禹(大)及夏王朝时代,其时大约为距今4300—3700年。此一时代,在考古学上谓之龙山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时代。夏禹时代之占卜易卦,需要深入探讨的有两处:一个是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其铭文中的占卜易卦;一个是二里头遗址中所发现的卜骨现象和数字符号。作为单个数字的出现,如舞阳贾湖出土的时为8000年前的一个"八"字,西安半坡遗址出现的6000年前的"╳"(五)字,仅可作为一层意思。到了陶寺遗址中出现的4000年前的"O一∧一"(日一六一),几个数字符号连用且又和文字符号并署,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易卦。这一征象表明数字易卦作为完整的单卦,发展到此已树起了一座可资确证的里程碑。而到了二里头文化时代,则出现了一、二、三、∧(六)、十(七)、(八),即大多数的单个奇、偶数都出现了。这又一变化,不禁使人联想起由奇偶所组成的阴阳卦画,并可由此去探寻其卦画符号之渊源问题。     

文字中的字间空隙和词间空隙

人类的文字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个大类。它们中间存在两种空隙:字间空隙和词间空隙。字间空隙就是字和字之间的空隙。这是所有文字必须具备的。任何一种文字体系,在视觉上不可能是不能分解的—个图形或者线条集合,它必须分解成可以     

监国公主铜印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监国公主铜印为正方形,边长11厘米,通纽高6.3厘米,厚约1厘米,重2.8斤,黄铜质。印背面有台级一层,纽作长方形,其顶端刻一“上”字,下凿刻一“王”字。印文为阳刻篆体九叠文、三行十四字,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见图)。印的正中有畏兀儿蒙文两行,体式很特别、古朴,字体已漫漶不清,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亦邻真付教授考定,可能为“总管之印”之意。     

实施文化带动战略 促进龙山经济振兴

实施文化带动战略促进龙山经济振兴闵祥平城子崖；位于我们龙山镇西部。１９２８年４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山东作考古调查时首先发现了城子崖遗址，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黑陶片等，因近靠龙山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此后，考古工作者又...     

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

1980年10月底,郭振禄同志和我受甲骨整理小组委托,去安阳复查1973年发掘的小屯南地陶片,在安阳工作站仓库内发现一包龟甲,其上粘满泥土。出于职业习惯,我用手将其中一块泥土抹去,即见上面有“字”,于是取出进行清洗,发现其上是文字和“易卦”。后带回北京,由钟少林同志粘对复原,其文字和“易卦”排列有序、为以往所罕见,是难得的文物珍品。关于“易卦” 卜甲的情况,《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以下简称《发现》)已作了全面介绍。现就“易卦”卜甲的有关问题论述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读纳兰性德的边塞诗词

纳兰性德,字容若,出身于满族正黄旗贵族。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被称为词的中兴时期的清代,他是数以千计词家中的佼佼者,又是著名的诗人。容若的一生(1654——1685)虽然只有31个春秋,但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学遗产,有诗词约700首,而边塞诗词竟占全部诗词的12%左右。边塞诗古已有之,而形成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则是唐代的事。在唐代边塞诗派中则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前者创作边塞诗约40余首,后者有50多首。纳兰的边塞诗词竟与他们两位边塞诗的总和相去无几。这对身居十年侍卫之职、久处宫廷的内廷官员来说,不能不说是件罕事。通读纳兰性德的边塞诗词,不仅在数量上给人以可与前人争上下的深刻印象,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诗词的风格等方面,也给人留下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意象。     

莱西发现题有颜真卿名款的《裴将军诗》石刻

<正> 不久前,莱西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院上公社老朱东村社员李维先家里,发现砌在猪圈墙上的三块石板,留有隐约的字迹。据李维先说,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他的祖父在村南大沽河畔挖土时发现的,搬回家以后,垒在猪圈上。经过清理刷洗,三块石板均为大理石质料,大小相同,长六十四厘米、宽三十三厘米、厚十二厘米,两面凿磨平滑,镌刻的文字,清楚可见。首行刻着“裴将军”三个字,末尾刻有“颜真卿”①名款,中间刻着气势雄     

阜新发现契丹小字墓志

列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发现一契丹小字墓志。据专家认定,这是该地区继《肖慎微墓志》、《许王墓志》之后的第三块契丹小字碑刻。 该碑刻长104厘米,残宽70厘米,厚16.5厘米,碑首已残,四周边缘刻有精细规整的回字形纹饰,中间阴刻契丹小字,现存13行,近300字。残碑的另一面是浮雕佛像、有彩绘,现存四尊生佛。据专家介绍,这块墓志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第10块契丹小字碑刻,其行字和办法与《道宗哀册》、《宣懿皇后哀册》基本相似。经初步考证,墓志属于辽代晚期。     

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