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自然抒写”的流变

在生态批评视域中,小说中的“自然”不仅被用来营造场景气氛、标志事件进程或烘托人物心境,同时也是达成创作意旨的隐喻和象征的主要载体.小说的“自然抒写”着眼于作家对人事与景物关系的处理,其隐含的自然审美观会对作品艺术风貌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折射出创作主体的“精神生态”.借助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数种重要创作思潮代表性小说文本“自然抒写”的流变,可以透视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审美思潮的演进轨迹:知青小说粗狂沉滞的“自然抒写”中充溢着青春激情;乡土风俗小说圆融灵动的“自然抒写”中呈现出人性的自然回归;寻根、先锋小说深邃、狞厉的“自然抒写”中蕴含着人性的哲理求索;90年代生态小说悠远澄澈的“自然抒写”中则透露出“天人合一”的诗意憬悟.由此可见,新时期小说紧紧依托自然审美来呈现主体意识对理想、自由等价值目标的追求,其艺术风貌也因作家自然审美态度及抒写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致,其间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演化成为观测世纪之交“精神生态”的一扇视角绝佳的窗口.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论陈冲小说的典型心理

陈冲是一个积极参预生活、善于思考人生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主要价值和赢得读者的力量都取决于对变革时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敏锐发现与哲学思考。陈冲坎坷的生活经历不仅使他与科技生活、工业题材结下了良缘,还从爱因斯坦的体系中获得了“场”的概念与直觉。这就使他的小说具备了有别于一般“问题小说”、“改革小说”与“车间文学”的特点:注意对生活整体性的把握、显示出哲学概括的深度;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中复杂关系的描写,揭示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人们的典型心理。陈冲小说的“整个主题”都“包含于一定典型性格和心理的分析中”(列宁语)。但这决不意味着陈冲小说已赶上了当前小说创作的“时髦”——心态小说。心理描写、心理结构、情节淡化都不是陈冲小说的基本审美特征。但这也决不是说陈冲小说尚属于传统小说之类。与其说陈冲小说处在两种形态的小说技法的交叉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2001年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显示出更多的理性。文学史的研究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出发,对史的分期、观念、史法、史笔与写作的逻辑、风格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梳理探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获得重新思考;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文体得到批评的特别关注,批评对当代中国长篇创作作了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探索;文学批评依然保持着即时性追索性的“先锋意义”,且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判断。     

都市烦恼人生的原生态写实——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视域中的方方、池莉小说

时下,武汉青年女作家方方和池莉引起当代文学批评的注重。原因在于方方,尤其池莉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诱发了时下文坛仍然繁兴的“新写实小说”。本文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这种切入角度与研究视域中对方方、池莉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作出论评,意在分析方方、池莉小说在都市人生的把握方式,审美感知方式、在都市文学文本形式等方面的新质与特点,并评说她们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市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环节”意义。     

性描写的伦理思考和艺术原则

新时期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破性禁区,90年代后兴起性描写热。性描写热的形成除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外,也与当下的审美文化密不可分。“性”这把亦善亦恶的双刃剑,需要人们对性描写作出理性的思考和艺术的规范:社会普遍的道德心理承受水平是其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深刻的探究人性和人生方能使其不失品格;隽永的意蕴和丰富的启示力是性描写需要遵循的审美原则。     

真实的建构与审美的回归——论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回望新时期文学30年,审视新时期具有先锋特质的作家作品,发现、发掘先锋小说叙事革命中蕴含的先锋性,着重分析先锋小说对文学真实观的解构和建构,及其在文学审美品质上的回归,从先锋小说在对“五四”文学革新与审美传统的承继和对先锋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上,来探寻先锋小说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

进化论传进中国后 ,对现代作家的宇宙观、历史观和时间观以及文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以作家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为中介 ,进而影响到他们创作的文本 ,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 ,出现了光明与黑暗、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冲突 ,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前者必然战胜后者的“光明的尾巴”式的叙事与结构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景观     

待建,一座城市的语言

当代武汉作家的小说创作与武汉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方方、池莉的那些被人冠以“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问世后，文学批评者发现了她们创作上的地域性风格，并给以“汉味小说”。“汉派作家”等名号。但令人困惑的是：诸多论者都认为武汉的文化特征是“世俗”与“繁杂”，论及作品的“汉味”时也只是多从风俗、民情、方言等外部形态进行总结。也就是说，地域文化特色不明，作家创作中关于地域文化的把握又呈表象化，那么，“汉味小说”的特色与价值又如何能生发呢？在此，对武汉文化性格的剖析和对创作主体文化情怀的观照就成为本文的主匕回。…     

动物文学的精神担当与多维建构

动物文学(主体是动物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具艺术魅力并拥有充分自主发展前景的文学门类.动物文学在生态文明与生态道德建设、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精神补钙”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动物文学作家队伍由三股力量组成并在动物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倾向与创作风格:一是关注生态文明、力倡生态道德的作家,二是一批以创作人间社会为主业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动物世界的作家,三是以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目标与志业的作家.由于动物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艺术呈现方式的神秘性、可读性,艺术形象的鲜明性、独特性,致使其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重要门类,影响了亿万少年儿童.     

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 ,文学批评便是对艺术世界的审美批评 ,而不是对日常世界的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的特殊性 ,政治审判与伦理审判在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作家政治身份决定论 ;政治题材决定论 ;政治价值决定论 ;文学之争延为政治之争。政治审判造成文学标准的扭曲、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扭曲等诸种弊端。文学可以有实用的艺术与审美的艺术 ,但文学批判则只能首先是审美的批评 ,对现代文学的批评 ,也应是审美的艺术     

《小说审美意识》评介

艾斐的《小说审美意识》(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通过追踪新时期以来文学(主要是小说)创作的态势和对其在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美学轨迹的审视,并从理论上予以阐释、评判和确证,相当清晰地勾划出了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现实形态.他对情绪记忆的潜在作用、美感“共呜”的人民性、     

论文学创造的语符化行程

文学创造不同于其它艺术创造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语言的创造。语言不仅是文学创造的媒介、手段和工具,而且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方式和价值符号载体,作家只能用语言媒体去把握主体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支配思维并决定认识的方式,引导人们建造意识的大厦”,当作家运用一种语言时,也就是运用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式去序化自身的审美心理内容,创造艺术幻象世界。因而,文学的创造过程,就是作家以个性化的审美心理结构去感应现实生活,再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去外化审美心理内容的语符化过程,语言能力运载着语符感性化了的审美对象,经历了由隐至显的     

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比较

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     

《“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评介

葛红兵所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出版了。该书收录了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和近几年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论文，以开阔的文化视野，个性化的批评风格，深入探讨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心理与形式，鲁迅的“殉道者”人格，周作人杂诗的独创性，许地山小说中“贞女”与“圣女”的内在矛盾，沈从文的原始人性批评观，苏江、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方法等诸多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急待突破的问题。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描述，该书都有独到的见解，极富启发意义。《“五…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京派作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在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都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具体到小说领域,京派小说在空灵、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以及语言上都与中国古典艺术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

<正>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文艺批评工作空前活跃的一年,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导致文学观念的思考,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型的思维方式,探讨变革中的文学观念和文艺理论,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文学观念的探讨中,人们已注意到过去对功利性强调过多而忽略了审美价值的问题,提出要重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来认识和研究.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批评观念的变化,作为一门有艺术生命的科学,文学批评应该对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