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历史书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

以美国当代黑人女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作《赞美这一天》为例,论述她的诗歌中的历史书写。认为历史意识是她进行历史书写的诗学动力,日常生活则是历史书写的策略,并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出发分析她诗歌中历史书写的政治意图。     

阿来诗歌中的藏地书写——以《梭磨河》为例

阿来的诗歌创作,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和读者的重视。但诗歌却是阿来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后来创作的重要开端。本文主要以他的诗集《梭磨河》为蓝本,探讨阿来诗歌创作的母题。阿来在诗歌中书写了藏地生活和文化,抒发了他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和热爱,继而藏地书写成为阿来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母题。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书写

清末,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找寻救国救世之良方。在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打击后,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转换视角,将救亡图存的切入点从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内在的国民素质,他们通过编撰国人必读的教科书来培养国民的民族认同意识。陈庆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历史追忆,叙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融合的过程;通过文化展示,极力颂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情景再现,叙说中国历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国家疆域的广阔。在此,历史教科书已不仅仅是向国人传授历史知识的读本,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传播民族意识,鼓舞民族士气,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提高民族认同感的有力武器。     

网络时代的诗歌实验——以毛翰《天籁如斯》等多媒体诗歌为例

网络化时代的今天,在诗歌民刊网络化与诗人创作网络化之外,海峡两岸另有一些诗人以"多媒体诗歌"这一新颖的形式,力求突破传统的诗歌创作,并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诗人毛翰先生的多媒体诗歌实验在网络时代"多媒体新诗"创作潮流中颇有创新之处,这种多媒体诗歌实验,展现了网络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广阔空间与乐观前景,既有引领新潮的前沿性探索,又传承了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书画紧密结合的传统。     

诗歌史写作的新"型构"--以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为例

面对20世纪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演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叙述。王光明认为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种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中展开凝聚和建构的文类。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与众不同的是，他能融合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于一体，结合中国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的现代性寻求，重构百年来的汉语诗歌的变迁历史，为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宋代建筑诗与宋世风俗论——以苏轼咏亭诗为中心

建筑诗指以建筑艺术为题材和媒介的诗歌，是宋诗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诗歌领域，可分为皇家官府、寺庙殿堂、宅居陵墓及园林建筑等类别，而又以园林建筑诗最为兴盛。亭作为一种融通自然与心灵的建筑空间，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心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宋代建筑诗包含了士林风尚和民间习俗等诸多层面。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本文试图以"历史感"为观察点,讨论在社会的多重变动中诗歌研究角度、方法的变异现象。它还认为所谓"重返历史现场",并不一定指简单地贴近史料文献,而是如何避免对其一般化的认同,如何对这些史料文献保持必要的距离,在一种更具张力的讨论中获得较为贴切的历史认识。     

论岔曲中"赞而不露"的写作艺术

“赞而不露”这种写作艺术最早出现于唐代,清代已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清代岔曲中运用得十分纯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宝贵的财富。分析探讨岔曲中《赞琴》、《赞棋》、《赞书》、《赞画》、《赞风》、《赞雨》却“赞而不露”的写作艺术,对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一古老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身体书写——《青春之歌》的跨媒介研究

文章从身体的角度对小说《青春之歌》及其衍化的同名电影进行互文性探析,认为身体在这两种不同传媒文本的游弋中被更为强烈地意识形态化了,因而更远离了身体自身及生活。     

身体书写——《青春之歌》的跨媒介研究

文章从身体的角度对小说<青春之歌>及其衍化的同名电影进行互文性探析,认为身体在这两种不同传媒文本的游弋中被更为强烈地意识形态化了,因而更远离了身体自身及生活.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