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制约下社区照顾行为的维续——一个城市社区非正式组织的行动策略

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及其功能的社会化,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社区化,客观上需要发展社区照顾与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以及政府与民间力量的结合,社区照顾不仅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避免了社会福利单纯由国家提供的弊端。和心俱乐部组织下的老人社区自我照顾模式,通过联系政府和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在社区内部构建了社会支持网络。但是由于体制和资源的约束,和心俱乐部等非正式社区组织的运行需要政府支持。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场域中的社区照顾及其行动策略——来自长春市崇智社区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社区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及其功能的社会化,客观上需要发展社区照顾与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以及政府与民间力量的结合,社区照顾不仅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避免了社会福利单纯由国家提供的弊端,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心俱乐部组织下的老人社区自我照顾模式,创造了社区照顾的重要经验,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但是由于体制和资源的约束,和心俱乐部等非正式社区组织的运行需要政府支持。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中日两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制度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界定及组织架构三个层面分析中日两国社区矫正的异同,研究历史演变背后的法律政策要素、刑罚执行与社会保护的关系,界定涵盖的射程范围、组织构架的功能与效果,以及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提出建立和推动中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上移和简化现有组织架构,扩大社区矫正的射程范围,有效减低司法行政成本,为民间参与社区矫正预留空间等对策建议与思考.     

农村民间组织的社区整合功能——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阈

农村民间组织是具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并在近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切入来阑述农村民阅组织的社区整合作用。具体从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的孕育、农村社区信任的培养、农村社区冲突的调解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进等四个方面阐述农村民间组织如何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发挥其整合作用。指出：农村民间组织为社区整合提供了观念基础、关系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它的发展对于农村社区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该从多方面着手来推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与政府能力建设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会已经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特征,在当下从事住房保障工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能力。政府是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面对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组织制度的变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社会的分化和整合,住房保障工作呈现出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住房保障没有统一的一刀切的规范模式,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需要在国家宏观的制度指导下进行有效的、有地方性的创新。政府需要在住房保障工作中强化财政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和信用能力。政府能力的提升最终要依靠发挥社会的力量,变单纯的政府管理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给予民间社会法定的自由度和充分的创造力。     

合作治理视野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的断裂与重构——基于长沙市天心区的实证调查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民间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多元主体供给已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主体平等合作的关系是确保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展开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由于中国传统的体制惯性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政府对社会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重构多元主体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既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又要引导社区层面的积极参与,以形成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整体合力.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制度构建

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提高行政效能。制度的供给和创新应该成为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首要工作。制度通过激励或约束执行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执行力。运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框架构建了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制度层次,即从宪政制度、集体行动制度和操作性制度3个层次做起。宪政层次中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问题、集体行动层次中政府组织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决定了执行程序、执行责任等操作性制度的效力。中央需加强宪政及集体行动层次的制度设计,地方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设计各种具体制度。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民间商会特征与功能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商会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明显,民间商会的绝大多数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无论其属于官办、民办还是半官半民的性质,都具有类聚性、自愿性、联合,陛、非营利性、互益性等属性,但作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民间商会在处理与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的各种主体关系时,表现为一种合作与互动的“治理关系”,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治理经验主要包括：要建立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组织带头人通常是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积极为会员服务获取发展空间等。事实表明,济南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协调功能、维权和服务功能、自律监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社会公益功能等。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问题的探讨

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局限于社区空间,也不限于社区居民,它是对社区建设主体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动员,旨在动员和组织社区建设力量投入社区建设。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是由我党及其社区建设组织开展的,对社区主体进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区建设主体素质,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域有3个方面：一是社区建设战略和宏观思维,二是社区建设实践,三是社区居民思想的建设和发展。若社区民间力量已形成,政府又进行有效的组织,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整合社区 发挥社区建设综合效益

整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这里借用整合一词,重点讲整合社区资源,包括整合人才资源和物化资源,目的是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挥社区优势。整合社区工作,包括基层党委和政府部署的工作、有关部门指导的工作、为民服务的工作,以及社区自身的各项工作,目的是做好社区工作,发挥社区建设功能。整合社区关系,包括基层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社区居委会与社区中介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目的是理顺关系,形成社区建设的整体合力。     

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行为逻辑——基于中国式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案例的考察

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在社区情境的整合是中国式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创新性思路,“深度扫描”整合过程、揭示立体式发展规律可为优质养老资源向社区、居家辐射与集中提供新方案。以陕西省8家发展社区业务的养老机构为改革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资料编码,遵循“行为意向-实际行为”过程链条,补充服务创新四维度模型关键要素,构建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行为逻辑模型。研究表明：社区情境下养老服务整合的本质是在政府引导下,以养老机构为主力实现的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行为,可分为整合准备与策略性互动两阶段,分别对应行为触发逻辑与行为互动逻辑;当内部具备整合准备度的“认知-动因-能力”三要素受到外部因素驱动时,养老机构才会发起后续互动行为并成为主力;在政府的引导与基层社区组织的规划下,养老机构作为整合主力会集聚企业等参与主体进行策略性互动,包括价值共识达成、外部组织整合、养老资源集成与递送机制整合。聚焦整合准备阶段向策略性互动阶段的顺利转化与策略性互动阶段的顺利展开,政府可通过强化推动力量、完善社区整合情境功能、调动社会资源集成积极性等途径,促进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进行高质量整合。     

广深社会工作模式及其优化路径探讨

社会工作的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推动社会建设。深圳社会工作模式是由社会力量主办社会工作机构,政府通过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和支持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即"民间运作,政府购买服务"。广州社会工作发展之路在试探民政—高校—社会机构的广州模式,分别实行两种途径:一是将社区综合服务打包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二是由政府街道出资成立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服务。广深两地致力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及其模式创新,探索和谐社会与幸福广东建设的新路径。     

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

社区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类似于社区与社会的关系。有学者称社区是小社会,但又具有与社会不同的特点。从社会角色定位看,社区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都是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同属于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但二者在层次上是不同的。社区中介组织为我国所特有,它的存在与社区居委会有密切关系。由于社区居委会既非政府也非企业,而是处于政府与居民之间,因此,应归类于社会中介组织。然而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域性。排除经济领域的中介组织,单说社会领域的中介组织。一般的社会…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与社区管理

社区组织体系众直接接触的最基层的政治实体,必然要受到政党渗透。社区组织为实现自身利益必然要以各种形式与政府打交道,同样政府要实现一系列政策目标、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更是离不开社会基层组织的协助。新加坡社区组织在基于政治中性这一大的原则前提下,政治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主要社区组织的领导成员都不是民选产生,而是由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委任或推荐。社区管理社区管理的组织者一是选区层次上的社区事务由市镇理事会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管委会成员组成。二是居民区层次上的社区事务由居委会组…     

社区的组织网络关系建设——对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组织间资源的分析

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文章以北京市朝外街道社区为例,通过对其中各种组织关系的调查,发现社区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蕴含在政府组织、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网络中,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需求,增强异质性组织的互动能使各类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建设社区共享社会资本可以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区阶层化问题探析

社区阶层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社区发育过程中,由于社区成员的分化,社区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不断发生分化,社区内部异质性增加,出现阶层化趋势。这种分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社区的阶层化趋势能促进社区居民高度自治;有利于社区服务的产业化经营,提高服务水平;还能增强政府扶持的针对性,从而对和谐社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并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