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

十六国政治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经历的一次新陈代谢。十六国政权在政治制度上整体延续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色,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及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十六国政治留给其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试论北魏陵寝制度

北魏经孝文帝“汉化”改革,确立了本朝的陵寝制度,使得曹魏时期衰落的陵寝制度重新获得了流行和发展,并为之后隋唐时期陵寝制度的成熟与繁荣打下了基础。北魏陵寝制度体现了各民族各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传承汉制的同时带来新的文化元素和时代特征。北魏陵寝制度的成熟和确立经历了金陵、方山永固陵、洛阳制度三个发展阶段。     

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族文化

慕容鲜卑是十六国时期统治过北方的胡人部落。经过早期的汉化改革和近一百年的关内生活,他们在很深的层次完成了汉化。可以说,他们是十六国时期汉化程度最高的胡人族群。但是,不论他们的汉化程度多高,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他们生活中的本民族习俗。本文考察了慕容鲜卑在汉化的同时所保留的胡族文化,诸如牧业,本民族语言,族内婚,等等。关于此种现象,本文从同化量化标准的角度给予解释,指出由于汉族社会组织的封闭性,慕容鲜卑汉化的途径只能是从外部学习汉族文化,最后把自己的社区变成与汉族相同的社区;汉化不等于非汉族文化变为零,因为汉族文化本身不统一,中国地方文化系统可以兼容一些非汉族文化因素。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北魏学校教育与鲜卑族的汉化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 ,没有强制推行本民族的文化 ,而是自觉的被汉文化征服。借教育来推行汉化 ,是北魏统治者奉行的重要的治国方针 ,它在促成鲜卑拓跋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汉化 ,加快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齐民的文学与文化成就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礼仪之邦,是历代文人向往之地,是古代文人青年时期漫游的目的地之一。然而在五世纪末,历史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些文明人被强行迁往蛮荒之郡平城,称为平齐民。平齐民主要由清河崔氏、清河房氏、平原刘氏、渤海高氏等中原豪门大族组成;这是北魏拆散其军事坞壁势力,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策略。在北魏平城,原先高贵富庶的生活与这些平齐民无缘,他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平齐民的北迁,对于北魏文学与文化贡献巨大,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过程,促使北魏文学复苏。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成汉史研究述评

成汉为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对于其研究主要涉及流民起义与成汉政权性质问题,成汉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政权特点问题,李氏族属、汉化问题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很少将成汉政权放回魏晋十六国时期大历史背景中作全面的、有深度的分析;单一性研究较多,综合比较分析较少;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等问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略论北魏平城时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

在北魏平城时期,宗教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局面,一统黄河流域,但其境内民族众多,矛盾复杂.统治阶级不仅需要树立正统形象,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还要缓和内部民族关系,维护政权稳定.道教和佛教乘机而入,与北魏政治密切结合.统治者利用道教取得了合法统治权,缓和了胡汉关系;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也引发了民族矛盾和斗争.北魏平城时期道教和佛教的大发展,各种宗教组织的产生,把不同民族的人们汇集到同一种信仰下,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产生文化认同感.     

略论后赵与两晋的关系

羯族是西晋时期众多弱小民族之一,西晋末年羯人石勒在匈奴汉国逐渐壮大并建立后赵.西晋时期,石勒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是众多反抗西晋力量之一,因加入匈奴汉国,成为推动西晋灭亡的重要力量.而在进攻西晋的战争中,其实力也在发展壮大,最终消灭西晋在北方势力.进入东晋后,后赵吞并前赵,统一北方,与东晋相对峙.双方皆有统一全国的愿望,但受实力所限及内部不和等因素的影响,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后赵与两晋战争不断,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在稳步进行,后赵通过招抚汉人进入政权,使得后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汉化倾向,有利于羯族的汉化,加速了后赵境内各民族的汉化与融合.     

北魏从班赐到班俸过渡时期的俸禄制

北魏的俸禄制是随着鲜卑拓跋部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与封建制的逐步实现而不断完善的。北魏前期官员的俸禄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班赐,而随着拓跋魏不断地与中原文化接触,汉化逐渐深入,北魏也不得不实行中原的俸禄制度。查阅有关史料,可以看出自太和八年(484)之前北魏已经尝试实行俸禄制度了。     

《十六国春秋》史料来源述考

在中国古代史的断代研究中,十六国一段最为薄弱。究其原因,这段历史头绪纷综,尤其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往往使学者望而却步。此外,史料缺乏和零散恐怕也是重要因素。 如众所知,最早全面记述十六国这段厉史的当属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鸿字彦鸾,东清河郁(今山东临朐北)人。北魏名臣崔光之侄。祖崔灵延,宋武帝时任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后降北魏。故《十六国春秋》于南方政权不以僭晋、僭宋相称。鸿少时好读书,博综经史。历任中散大夫、司徒长史、齐州大中正等。除《十六国春秋》外,并撰后魏起居注。另有《科录》《崔氏五门家传》等。《魏书》和《史通》论及《十六国春秋》皆有不满意之处,但对其成就均有肯定。而且,后出的《魏书》《修文殿御览》《北     

《十六国春秋》之亡佚及其辑本

崔鸿《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史最系统的最早的一部专著。由于崔鸿的生活年代与十六国时期接近,能够看到十六国诸国一部分“国史”以及十六国、东晋和南北朝前期人所撰写的十六国史著作,言之有据;又由于崔鸿写作态度十分认真,虽受北魏正统思想影响,视十六国诸国为僭伪,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从“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来看,书之客观。因此,《十六国春秋》的史料价值很高,不论是研究中国古代通史、断代史,还是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

发端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其对巩固统治的作用而被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沿袭,并在北魏时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两个中正系统分张运作的新变化。其后的北朝各政权虽然在中正选任、执掌和作为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大体上仍沿袭北魏之制。九品中正制与流内流外制度、门阀制度等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北朝的选举制度中占主导地位。     

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法律制度及其汉化进程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并非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统治的目的，故在汉化过程中，法律的强制手段必不可少；同时，法律制度作为汉化的目标之一，它也必然为各政权所重视。进入中原建立了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并严格执行，这为加速各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