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

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包括直接继承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和梁实秋的文化运作,以及未受白璧德影响但在精神上与之契合的观念运作,主要出白干新人文主义先驱者辜鸿铭和各个世代的新儒家.这一思潮偏向于对文学资源的片面开发,思潮的运作者对新人文主义的服膺与契合意向往往侧重于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文本.新儒学家们在尊崇传统文化和揭示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意义上言说中国文学史现象,其文字属于文学的学术本体的写作结果,辜鸿铭以及学衡派文人通过文学视角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其新之于文学领域的基本建树主要体现在批评本体意义上.     

论学衡派的历史错位——反现代性

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这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从学衡派延续到新月派,1922~1933年中国文坛存在着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作为学衡派中坚人物的吴宓,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其文化立场,提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的本质定性,坚持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与道德判断,以及确立创作的摹仿说、幻境说和格律说,强调文学创作与批评中规律、标准、理性等原则,构建了一套独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之一。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1915-1916年的梅光迪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得以问世的核心人物,他发起创立《学衡》杂志的原因,一半是他于1915-1916年间在美国与胡适进行文学论争的结果;一半是他这期间所受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因此,追溯《学衡》的出现以及"学衡派"的形成,有必要了解1915-1916年间梅光迪与胡适在美国进行的文学革命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影响了胡适和梅光迪两人的命运,而且直接促成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学衡派"的出现。     

精英定位与"新旧"文化融合理念——论《学衡》语体的文化意义

《学衡》旧式语体的运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有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学衡》杂志语体可读出三重意思——《学衡》杂志的学术精英文化定位、学衡派诸人的学者精英定位、学衡派"新旧"文化融合理念。对《学衡》语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剖析,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管窥当时文化纷争的复杂局面。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中国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面前，通过《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阵地，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他们对中西文化抑有宽容的心态，企求创造出以中国传统为本，融汇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三派互动、多元发展，积极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归宿。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考论

1918年,吴宓在梅光迪的介绍下,师从白璧德先生并终身服膺其"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考论吴宓早年对文学的极大兴趣,与报业的渊源及其办报的初步实践,在"新关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道德自律,以及清华7年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倾向性接受等,初步构成了他的知识框架,呈现出好德内省、新旧兼蓄、中西会通的思想取向。这些不仅是吴宓游美期间(1917—1921)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种子因",而且也为此后吴宓及其同仁创办《学衡》杂志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宓游美之前的知识结构可视为"学衡派"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