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融通直觉与理智的先行探索——贺麟的哲学方法论考察

贺麟先生的哲学方法论精严细致,富含精到的创见。贺麟承续着现代新儒家发掘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批评西方工具理性绝对化的理路,却又不满于前人将东西方文化化约为直觉与理智的对立。他努力寻绎二者内在统一的辩证逻辑,尤其关注理智的合理定位,并证成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在前人过多依靠直觉来达到形上本体的条件下,贺麟尝试的是一条融通直觉与理智的新的方法论进路。这些理论贡献对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无疑助益良多,也内在地推动着中国哲学的理论嬗变。     

贺麟“知行合一新论”的方法论反思及其当代价值

贺麟"知行合一新论"以"有我"的态度接引西洋哲学科学方法改造传统知行观。具体来讲,贺麟吸收西洋生理心理学界定知行概念,应用黑格尔正反合理念讨论知行合一,汲取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探讨知行平行并进论,从应然与实然、逻辑、事实与价值等方面的区分论述知行关系,得出其"自然的知行合一"的结论。随着当今心理学、生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对西方哲学、传统知行观研究的进展,贺麟"儒本洋末"的方法论需要与时俱进、加以反思。更进一步,贺麟的方法论为当前及未来知行观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示,当今学界需要接着宋明理学与贺麟讲知行合一,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维与语言解决知行关系这一哲学问题,从而得出具有中国哲学意味的知行理论。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略论"鹅湖之会"及哲学诗化的方法意义

一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浙江金华的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意欲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派之间的学术争执,于是年四月下旬,吕祖谦至福建与朱熹相聚,五月底,朱熹陪同吕祖谦至江西上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已是六月初.朱、陆双方辩论至"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1]30,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陆氏门人朱亨道、邹斌,吕氏门人潘叔昌以及福建、浙江、江西的某些学者列席,算得上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当时的会议气氛比较紧张,双方各持其见."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2]1556,结果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争的中心问题是治学方法,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问题.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辩论开始,是以诗的形式展开,以诗明道,诗与哲学相融通,这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其典型性.     

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试论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创见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整体,对此可以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在学术界第一次明白地提出这样一个有关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来研讨的,是一位中国学者,贺麟先生。早在本世纪30年代,贺麟就发表了《对黑格尔哲学系统的看法》一文,提出了“对于黑格尔哲学系统可以有两种不同看法”的问题。此文后来成了1948年刊印的单行本《黑格尔理则学简述》的第一部分。1978年,贺麟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上亦是如此。用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敬和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     

“直观”与“概念”——康德、黑格尔的不同规定

"直观"与"概念"在康德哲学中和黑格尔哲学中都有论述,而对于这对范畴的关系,二人观点完全不同。康德认为"直观"与"概念"是人的两种先天认识形式,具有着严格的界限划分,二者的关系是差别与对立:直观不能参杂概念,概念不能去直观。黑格尔则反对将二者进行界限性的划分,主张二者的关系应该在相互归属中达到辩证统一。由于二人对"直观"与"概念"这对范畴及其关系的规定不同,所以二人的哲学存在很大差异。康德哲学严格区分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两个世界,划清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种理性的应用界限。黑格尔则实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