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品评士林与自我赏鉴——《儒林外史》创作宗旨探论

魏晋风度的影响 ,在现实社会和切身生活经历中产生的对“名”的需要、获得和看重 ,形成和强化了吴敬梓具有当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名士意识 ,成为其傲世抗俗的一种精神力量 ,是促使他创作《儒林外史》的直接动力。以“真名士”来自我赏鉴与品评士林就是《儒林外史》的创作宗旨     

千古文人名士梦--论二月河小说的名士情怀

二月河帝王系列小说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名士形象;布衣系列、王室系列和臣相系列。与《红楼梦》所塑造的名士形象相比,二月河小说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致力于打造真名士,写出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注重展示人物外在的名士风采。二月河小说的名士情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名士的美学思想,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精神内涵和恒久的美学价值。     

论《儒林外史》的理想精神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是一部最富有理想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作品。本文认为：《儒林外史》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和人文精神,表现出了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作品又将人文理想和对现实人生的观照结合起来,在对现实人生的批判中发掘生命的悲剧,又努力去探索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作品中的人文人格与魏晋名士和晚明文人有相通之处,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儒林外史》具有理想精神,表现出了一种生命层次上的明确的追求,它追求的是人格和人性的完善,其理想人格的真实内涵蕴含着美,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总之,《儒林外史》理想精神显示出来的批判意识、探索意识和超越意识,使这部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名士风流:柳亚子文化人格论

柳亚子是一个“隔代”名士,具有鲜明的名士特质,这是他文化人格的表征.在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主体选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合力之下,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沦肌浃髓.其名士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二是狂；三是真.在柳亚子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教育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名士了,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成就了他“最后的名士”.因之,作为文化符号,柳亚子成了文化史上的绝版人物而具有活体标本意义.     

论“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

"竹林七贤"不见载于曹魏文献,不是因为政治残酷、文献缺失,而是因其在当时不被关注以及士风使然。西晋元康时期,由于贵游子弟的追慕、仿效,他们被士林关注、推崇,于是有"竹林七贤"之称,阴澹《魏纪》所载就是标志。东晋时期,随着士林热衷于"贤人"品藻话题,林下之风遂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精神文化特征,将他们七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竹林诸人"、"竹林名士"、"竹林七贤"称之,从而完成了这一生成过程。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魏晋玄学中情礼关系的嬗变

情礼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对其有着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情礼关系更加受到了挑战。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批玄学名士,身处乱世而忧世愤俗,为了重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重新关注和思考宇宙自然与人生,探讨道德与人性。随着时事的变迁,玄学名士们纷纷以不同的言、行对情礼关系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名士风流 名士妇亦风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妇

《世说新语》以记录魏晋名士风流为主,但还选录了大量的女性。通过这些女性,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名士妇是名士的配偶,是其中的特殊群体,受名士风流影响,名士妇亦风流。名士妇有三个特点:出身士族、受教育机会多、受名士生活影响。名士妇大致有五种类型:识见型、谏夫型、讥夫反击夫型、追求幸福型、恶妇型。《世说新语》选录大量名士妇的原因是编撰者有儒家倾向、妇德下降、尚奇之风、显衬名士风流等。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困境——论《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戏拟

《儒林外史》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种人生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并以独具个性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或者说,以对广泛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为背景,吴敬梓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中国古代“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古代文学中的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现实依据?由此切入,考察《儒林外史》对几种经典叙事的戏拟,考察吴敬梓所创造的漫画世界的道德理想主义图景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深刻揭示,可以对小说家表达思考的特殊方式及其小说史、思想史意义有所发明。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史湘云的名士风度及其深层蕴涵

在《红楼梦》中,史湘云这一艺术形象颇具有名士风度。男性化的穿着打扮、我行我素的“大笑大 说”、放浪不羁的“割腥啖膻”和敏捷纵横的诗思才气等,是她名士风度的具体表现。这种名士风度不仅使史湘 云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而且因其寄寓了作者曹雪芹的思想和理想,具有深层蕴涵,更能够令读者掩卷深思。     

梦醒寻梦——张岱及其小品文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张岱的出身遭际和社交氛围,造就了他博雅风流、愤世谐谑的名士风度;张岱小品的内容十分丰富,殆同一幅全景式的明末风俗画;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郁积其中的黍离情结;审美品味求真求廉、求空灵自然;风格洒脱谐谑、恣肆;境界既世俗又博雅,既真切又空灵。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玄学名士的情礼观探微

情礼关系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情礼关系就有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情礼关系受到了挑战。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魏晋玄学名士,为了重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重新关注和思考宇宙自然与人生,探讨道德与人性。随着时事的变迁,玄学名士们纷纷以不同的言、行对情礼关系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吴敬梓思想论纲

如同李白、杜甫被誉为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那样,鲁迅曾以伟大相许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堪称乾隆盛世说部的两颗巨星。《儒林外史》,鲁迅赞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确是说部中空前的讽刺巨著。 但是回顾世人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却同它重要的社会地位远不相称。究其原委,似乎同作者吴敬梓(1701—1754)的世界观难于把握不无关系。完整论述吴敬梓复杂世界观的文字尚属罕见。兹仅就原始儒学的熏陶、六朝名士遗风的传承和时代进步思潮的激荡诸因素,撮述其纲要,就教于方家。     

阮籍和郁达夫

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五·四"时期的郁达夫都是放诞不羁的名士,而且二人在身世、家庭,以及所处的时代政治、社会思潮等方面非常相似。这些因素使二人既要在酒色的放浪形骸中表示对现实的反抗,又不能真正忘怀所谓的礼法道德。二人思想矛盾,人格扭曲,虽放诞于酒色,却都属于佯狂型。而同是佯狂,又存在细微差异。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