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理据和政治合法性。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宪政思想,期望通过"一国一族"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国族的建构以建构民族国家。这种浓郁的种族主义不仅引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也为帝国主义借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独立"提供了口实。是"五族共和"还是"五族一家",或许只是辛亥革命中的诸多问题之一,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关键是世界的诸多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能否站得住脚却是需要慎重检验的。或许,效法西方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摒弃历史遗产,但如何利用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历史遗产"却显然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关键点。     

节日建构与民族身份表达——基于德昂族浇花节与傣族泼水节的比较研究

在挖掘和梳理"德昂族泼水节"与傣族泼水节差异的基础上,德昂族通过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建构了一个完全属于德昂族自己的节日——浇花节。随着浇花节成为德昂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文化符号为解读德昂族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和德昂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浇花节来进一步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则是建构这一节日的主要动因。     

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评《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

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加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对于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局面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讲,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也是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全球化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民族一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主权政治单位,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主题和神圣使命,所以,更需在当代中国的宪政言说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山神之死——试论《最后的山神》文化符号的影像化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将鄂伦春人尊崇的山神建构为整个鄂伦春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山神树被砍伐这一影像意味着山神死了,这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影像化结构.山神这一文化符号附在孟金福身上,使孟金福具有了双重文化身份,由此形成了文化符号的人化重构--永恒性的神附着在一个67岁的老人身上,最终必然随着孟金福肉体的消亡而死去.因此,正是通过"山神"符号的建构、解构和人化重构,纪录片预言性地凸现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被消解的命运.     

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党人进行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大胆尝试。无论是宋教仁的"内阁制"，还是孙中山的"总统制"，虽未能深入到中国的土壤之中，但中国的民众因此经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洗礼，使追求民主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主旋律。     

启蒙思潮·经典建构·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是"西方"向"诸民族"的文化转型过程,而西方启蒙思潮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17—18世纪以来,西方诸国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现代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是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重要步骤;而各民族国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既是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现代西方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民族与国家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19世纪末民族主义在中国勃兴。清政府以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党人以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在新军中传播,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新军接受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从排满转向反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宗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应当超越血缘种族,建立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融合凝聚各民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理论上应当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凝炼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论少数民族公民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从民族共同性的相关界定来看,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中的一体,突出了民族的共同性。公民力量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有助于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建构,有必要从共生互补的动态理念出发,在政府主导下展开族际沟通与融合,重新建构一种基于共同信仰的国家公民认同。     

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

不能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作"民族国家文学"。与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是由王权社会向民权社会的转换。欧洲形成民族国家有"国驱"和"族驱"两种方式,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没有法国式的"国驱",又没有德国式的"族驱",而只有"他驱"。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驱"带动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原来和谐互济的"国"族"关系,新"国"不偕旧"族",旧"族"不援新"国"。"国"族"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决定了改造民族性成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主题,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此后中国的现代进程。为变"国"而变"族",变"族"以应变"国"之需,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革命",以及随"文学革命"而来的从内质到外形的文学革新,都是为应变"国"之需而"去族性"(自我更新)的证明。把晚清以来集中体现"国"族"冲突和民族文化性格变化的文学看成民族国家文学,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引向了不归之路。     

记忆的仪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传播意义与价值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可以看做是一种记忆的仪式传播,它在传承传统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使中华民族"同根同祖同源"的观念代代相传,使"和谐和睦和平"的美好心愿广为传播。拜祖大典的"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不但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个"认同的空间",而且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唤醒文化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加向心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软力量。     

20世纪初中国文化通史中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

民族的融合始终伴随着文化的建构。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通史性著作中,颇为重视对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关系的讨论。在民族与文化的构成上,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主张“文化不以种族而分”。在民族融合与文化建构上,肯定中原汉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强调民族融合对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不因民族冲突和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异。同时十分重视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观点既是传统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新认知,同时也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体现。     

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台独”理念

民进党新潮流系的"台独"理念是以"台湾民族主义"为基础而建构起的一套融合族群、省籍问题的思想体系。在对抗中华民族主义、坚持"台独党纲"、打造国家象征符号和塑造"台独"认同的过程中,新潮流逐渐建构了兼具阶级性和工具性的"台独"理念,但祖国大陆民族情感与利益的感召效应仍具有解构新潮流等"独派"政治团体的"台独"理念效果。     

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

祁连山北麓是指介于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之间的"边区"或番民区域。在历史的变迁以及演进下这一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以藏族、汉族、蒙古族、裕固族为主体的多维民族共生的民族格局。这里不仅是藏族的放牧场,更是藏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维民族文化互动与生存抉择的交会场。在这片场域下既隐含了藏族与他族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的逐渐渗透下,祁连山北麓藏民完成了由"游民"向国家"编户齐民"的根本性转变。     

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宋辽夏金时期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和升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在少数民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汉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逐步认同以及"中国观"扩大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认同.     

"十八星旗不代表十八行省"质疑

辛亥革命前，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将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在内的广大疆域排斥在中国领土之外，只想在汉族传统疆域十八行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十八星旗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受阶级、思想的局限性使然。虽然它与“五族共和”的精神相悖，但在当时十八星旗仍然起到了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巨大作用，是一面革命的旗帜。     

近代中国邮政与国家符号生产

近代中国邮政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后,通过国家权力裁撤了驿站、民信局和客邮,实现了邮权的独立与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方式扩大和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系网络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把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集体行动逻辑。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变成国家符号之一。     

论中国早期属民共同体整合

秦王朝郡县治理正式开启了中国"朝民"整合实践,使"华夏"在所指地域间、所指人群中,真正形成一个统一为一体的国家属民共同体.汉、唐两朝各自留下了传承至今的重要历史遗产,那就是"汉人"和"唐人"群体及其称渭.即当时当朝的整个国家属民共同体.随着"共为中华"的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出现了新的更大的属民共同体整合.需要扩大定义"中华"求得共享,则在更大范围把原汉地"郡县民"一并"识别"为"汉族".汉族人群可看做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的一个早期实例.在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历史上,自两晋南北朝即已启动的"汉族识别"趋势值得注意,这标志着将汉族包含在内的后世所称"中华民族"的统一国民共同体产生自觉的起点.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新疆

从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转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华民族实体,外争国权、内争民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想追求。新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总体上跟进国家的这一转型,政治认同在曲折中增进。这一进程使得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同时,也有需要我们省思的方面。     

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